梅德韦杰夫在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年末这一阶段，一直担任《巡回剧院杂志》（журнал передвижного театра）的领导。与此同时，这也是艺术与生活的两难困境首次受到小组关注的时期。在此期间，梅德韦杰夫对被他称之为未来派的责任感缺失症，即对自我表现的非法迷恋和对社会关怀和公共精神的公然牺牲，提出了集体主义的治疗方案。他的治疗方案与早期巴赫金截然不同，后者在1919年仍然宣扬私人道德功业可以成为填平艺术（文化）与生活间深渊的手段的主张。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在写作拉伯雷时，巴赫金才转变到用集体主义对文化与生活的分离进行解毒的方法。[110]
这3种思潮——欧亚主义、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进行相互的调解：“形式主义需要面向所谓外在‘系列’的压力而开放其学说；马克思主义或至少是其中最复杂的（但也往往同时也意味着最不正统的）也不得不接受以某种形式与诗学联姻从而得到很好运用的文学社会学。”梅德韦杰夫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令我们能更加明确地看出其对巴赫金小组和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苏联美学的独特贡献。他对体裁在审美反应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强调——以及他对长篇小说特殊价值的独特暗示——可以说是他持续最长的理论遗产”[111]。
“有争议文本”牵涉到的另外一位重要的巴赫金小组成员，是瓦·沃洛希诺夫。沃洛希诺夫1927～1928年作为一位研究生而写的学术报告乃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最早版本。[112]在1922年以前，即从维捷布斯克回到彼得格勒以前，没有材料表明沃洛希诺夫对语言学有兴趣。此时他想继续其在1916年被中断的大学学业，但不再想继续主修法律专业，而是选择了社会科学系的文艺专业，这很符合他此时的志趣。但据其传记作家瓦西里耶夫的记述，他未能在此专业注册，而是注册了人种语言学专业，开始主修语言学。1924年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他的大学名师里有谢尔巴，有雅库宾斯基，还有和他同龄但却比他先毕业的维诺格拉多夫。1925～1930年，沃洛希诺夫在研究生院就读。同时重新进入列宁格勒大学的东西方文学和语言比较研究所工作。根据当时研究所的文件，他当时在所里研究“文学方法论”，探讨“社会学诗学问题”，研究方向是“俄罗斯文学史”，一度还曾担任文学方法论分部的秘书（《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大纲就是在这里讨论的），他的署名文章也发表于这一时期。他在研究生院的学术导师是瓦·阿·杰斯尼茨基（潘尼科夫，1995）。他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两篇与文艺学有关，一是评论维诺格拉多夫著作的文章，二是《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第3编一样，都是论述语言学与文艺学的边缘问题的）。沃洛希诺夫在离开大学之后还曾在赫尔岑师范学院教书，但语言学界的同行并不认为他是“自己人”，而是一个讲授文艺学与语言学交界学科——文体学——的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