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捷布斯克时期，巴赫金与梅德韦杰夫、沃洛希诺夫曾是亲密的同事，共同在文学讲习班上课演讲。巴赫金在写作他那本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时，梅德韦杰夫在领导一个师范学院的讨论班课程，而且同样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题。他们各自既独立但却同时都对“道德哲学问题”兴趣颇浓。梅德韦杰夫一篇论文的题目就是《作为一位作家和男人的屠格涅夫》（1918年11月）。梅德韦杰夫对于把作家的人品和文品联系起来很感兴趣，因为这样的并列能够把哲学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这个题目同时也是他关于艺术创作理论的讲座课上始终关注的重点。“艺术家与人类”这样的字样也常见于他的手稿。巴赫金在与杜瓦金的谈话中说到的一个以职业作家为主的“梅德韦杰夫小组”，其宗旨就是把伦理和美学结合起来。而巴赫金也在《艺术与责任》中得出如下结论：“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而在梅德韦杰夫的笔下，则是“在极端情况下，语言创作和生活建设是交织在一起的。”（attheextremeverbalcreationandlife-creationmergeanddissolvoinoneanother）。毋庸置疑，二者的契合无间无可争辩。“而巴赫金的后来被他的编辑更名为《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的论文《语言创作的美学》（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则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对梅德韦杰夫有关创作心理学和创作理论著作的对话式反应。”[107]
梅德韦杰夫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对俄国和外国一系列经典作家的一种新的阐释。他相信对任何一个作家都应不但把他当作个人现象，而且更重要地是把他当作社会现象来加以研究。美学从头到尾都渗透着社会性。总之，“梅德韦杰夫1919～1920年间的讲座课程，和上文中我们所讨论过的其他一切问题一样，都在引导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他未来论述形式主义方法的著作不仅已被时代所‘设定’，而且在许多方面已经‘出现’在其作者的研究和直觉中了。”[108]
梅德韦杰夫在此期间还参加了巡回剧院的工作。而像巡回剧院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说就是巴赫金行为哲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具现。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起责来：巴赫金的律令可以称为巡回剧院这一艺术集体的最高律令。该剧院的创造和建设生活的理念等可以说“奠定了巴赫金小组在列宁格勒期间意识形态的基础”。而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对于梅德韦杰夫和整个巴赫金小组来说，“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科学的指导者和科学性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1928年12月，巴赫金在审问中固执地称自己为“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一个更正语。作者的结论是：《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是在与巴赫金的对话中写成的，是俄国知识分子史上一个辉煌的文学纪念碑，甚至直到今天也未丧失其认识潜能”。1998年第三届国际巴赫金学术讨论会就是以纪念帕·梅德韦杰夫的名义举行的。
为了对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梅德韦杰夫表示公正，就必须从体裁观出发去看待这一巨大差异。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是巴赫金小组成员对体裁理论问题的初次系统表述。在他看来，文学体裁的功能犹如一个实验室，在语言和现实之间进行社会和认识论的调解，而没有这种调解是不可能有文艺的。更确切地说，艺术是通过体裁的波谱而与现实相关的，其中每个都有其严格限定的能力范围：“每种体裁都有其特有的观察现实和知觉现实的方法和手段。”[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