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促使语言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与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所谈的，是“一般”的意识（即“语言意识”），而非“阶级意识”。可见，首先是一般意识（形态），之后，在一定阶段上，随着阶级的产生，才跟着产生阶级意识。
4.“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和语言哲学问题有深刻关联。生产关系及受其直接制约的社会制度，决定人的所有的话语交往：论著、政治生活、意识形态交往（科学、宗教、艺术）。话语交际的条件决定着话语的实质、形式和话题。
因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狭义：科学、艺术等）的中间（过渡）环节（普列汉诺夫），所以，话语交际物质现实地呈现了社会心理，或者说它们是社会心理的物质现实的呈现方式。离开话语（符号）交际的实际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实际过程，“社会心理学”便会成为一个形而上学或神话概念（如“集体灵魂”或“集体的内在心理”）。社会心理并非存在于交际中个体人的灵魂中，而是呈现于外，在话语、姿势和实事中。社会心理没有什么不是表现于外的、内在的，而是呈现于外，呈现于交际材料并首先是在话语材料中。社会心理首先是多种话语形态的力量（стихия）本身，话语覆盖意识形态创作的所有形式和类型：秘谈，音乐会，剧院里的意见交流，社交场合，偶然谈话，对生活行为的话语反应，认识自我的内心话语、表达社会观点的话语。社会心理体现在各种话语方式中，各类小型语体中。话语当然也与其他各种符号表达方式——表情、手势、假定性演出——相关。诸如此类的话语交流方式都是在社会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直接制约的条件下进行的。话语方式清晰地反映在话题的变化中。语言史因此不能建构为抽象的语言形式（语音、词汇、形态变化）史，而首先是话语交际形式和类型史。语言自身的语义和结构变化史，也决定着具体的话语交际的形式（自身规律）。因此，文化史研究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交际史进行。
话语在当代世界观中所起的新作用究竟应当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应当予以回答。
话语在艺术创作和接受中功能的变化受制于话语交际形式的变化。话语方式与其他社会行为方式一起在变化。社会生活中话语似在混一化。
在知识分子那里，发生了话语与现实生活的双重隔绝，即话语脱离具体事物（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前此，人们重视话语的描写现实生活性；目前则更重视话语的独立性：话语并不描写它周围的外部现实生活，而是借助于语词自身所包含的象征力量改造现实生活。这在表现主义中表现得最明显。与此倾向吻合，话语的脱离现实性受到关注。话语是说话人语义自足的表达。话语同时在缺乏自由和民主的语境下也开始脱离事功。以上诸流派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端来源于此，并且渗透着神秘主义。无论其采用何种形式，对语言内在独立力量和创造能力的信任，乃突出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