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任何一个活生生的意识形态符号就像雅努斯具有两面性。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都可以成为被赞扬的，任何一个真正的真理对于许多其他方面都不可避免地会听起来是一个伟大的谎言。符号的这种内在的辩证性只有在社会转变时期和革命运动的时代才会被彻底展示出来。因为意识形态符号多少总会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仿佛在努力稳定社会形成的大量辩证事物的过去因素。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符号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的折射和变形特点。[112]
爱泼斯坦指出，巴赫金和梅德韦杰夫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提出了一种既普遍又特殊（即政治）意识形态观，它在“社会进化”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此书即主要体现着能够揭示其意识形态本质的价值，后者决定着政治和经济，文化即广义的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科学的原理……则还处于初创的阶段”。由此可见，巴赫金学派的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立场昭然若揭。[113]在他看来，“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便的确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因此，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绝不只局限于普通的刻画性格和展开情节的实际功能（即为描写实际生活所需要）；与此同时，主人公议论在这里也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立场的表现（例如像拜伦那样）。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可同时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的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形象，不是传统小说中一般的那种客体性的人物形象”[114]。伯纳德-多纳尔斯认为：“第一个任务——即对意识形态材料在语言中的组织的考察——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中，而更狭隘地说，则也体现在几乎所有巴赫金论述文学的著作（《拉伯雷和他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以及论述对话主义和言语体裁问题的论文）中。”[115]针对苏联意识形态，维克多·厄利希说过一句十分中肯的话：“重要的是始终牢记一点，即在马克思主义术语学中，‘意识形态’一词的意义十分广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所谓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受到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的，因而也就包含了诸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以及道德等所有的‘社会意识’形式”。[116]然而，巴赫金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实际上早在托名为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中即已初显端倪。巴赫金-梅德韦杰夫在此书中提出了一种既普遍又特殊（即政治的）意识形态观。此书中的意识形态在“社会进化”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巴赫金-梅德韦杰夫写道：“这一意识形态科学的原理，从总的确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及其在社会生活统一体中的功能、它们同经济基础的关系，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意义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深刻而坚实地奠定的。但是，详尽地研究意识形态创作的每一个领域，即科学、艺术、道德、宗教等的特点和质的独特性方面，则至今还处在初创阶段。”[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