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对俄国形式主义还是很缺乏了解的。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一说“形式主义”，总难免会带有一定的贬义。这种贬义是每个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非出自自觉意图而带有的：这大概就是所谓语言的暴力吧！而实际上一个人可以在对俄国形式主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单凭“形式主义”一个词，就对它摒弃不顾，或对它义愤填膺，仿佛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句话，“形式主义”一词在现代汉语语境下仍然带有明显贬义。而我们几乎是在缺乏必要内省的情况下，无意识或半意识地使用着诸如“形式主义”这一类语词而不以为然或不以为不然。
这不是哪个人的错——实情如此。
在我们伟大的汉语文化语境下，如“形式主义”这样的语词还有比方说“托洛茨基”（Троцкий）——人们同样是在几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提到它就义愤填膺。
其一，我们所研究的这个俄国形式主义却并非泛泛的和一般的“形式主义”，而是发生在俄国的一个实体性运动，它持续了约15年之久，虽时运不济，终于销声匿迹，但却在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持续、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以至被各国学术界一致认为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开端，20世纪相继崛起的几乎所有文艺学流派，都以俄国形式主义为标志的语言学转向和后期的社会学转向为圭臬。此其一也。
其二，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并没有我们想当然以为的那种“形式主义”作风，相反，当年不可遏制地把我吸引向俄国形式主义的，恰恰是它的代表人物那不可掩抑、不择地而出的“才气”——他们的理论话语不是纯形式，也不是纯内容，而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是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那文彩斐然、灵气飞扬的文字。姑举几例：
大学生列夫·伦茨和尼古拉·尼基金前来向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请教文学。什克洛夫斯基竟然开口便讲起了一个来自印度的故事：从前有个农民每逢收获季节便会一边打谷一边对天骂骂咧咧。此时，恰好一个神的侍者——一个老头儿——从此经过，便问他为什么老是诅咒天气。农民回答说：那个掌管天气的神的侍者尼古拉不会管天气，该刮风时偏下雨，而该艳阳高照时它偏偏寒冷异常。老头听了很不高兴——因为他就是掌管天气的神的侍者尼古拉。于是，老头便说既然你说我不会管天气，那好吧，我把权力移交给你：这是证书，从今以后，你的天气由你自己来管。农夫听了很高兴。但遗憾的是，到了秋后一看，他的收成依然不好。最后，农夫只好认输，又乖乖地把掌管天气的权力还给了神的侍者尼古拉。原来，农夫想当然地以为刮风不好，所以一年没让刮风；想当然地以为雷雨不好，所以，一年没让下雷雨，殊不知对于庄稼的生长来说，刮风下雨都是必不可少的。接着，神的侍者又给农夫讲述了一些由于不吃谷糠而最终变成白痴的意大利人，他们的错误就在于逆天而行，自以为是。接下来，后一个故事中的医生又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只千足虫，能够快步如飞，令乌龟很羡慕。乌龟把千足虫大大地夸奖了一番，随后给它提了个问题：当你向前移动你的第5只腿时，你能记得你的第978只腿在什么位置吗？千足虫起初没怎么在意，后来却果真思考起乌龟给它提的这个问题来，结果这样一来，它反倒再也不会走路了。于是，千足虫说道：
当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说：我们时代的最大不幸在于我们在根本不懂得艺术的情况下在为艺术制定规则。这话说得多么对呀。而俄国艺术的最大不幸倒在于被它所鄙视并且被它所摒弃的东西。实际上艺术根本就不仅仅是一种宣传的手段，就像维他命一样它包含在食物中，可以说食物中除了蛋白质和脂肪外就是它了，但它本身却既非蛋白质也非脂肪，但机体一旦没有它便会失去生命。
俄国艺术的最大不幸在于人们不让它有机地运行，像人的心脏那样：人们把它像列车的运行一样为其制定着各种各样的规则和运行时刻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