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俄国形式主义是在一种十分特殊的情境下结缘的，那是在读研究生期间。住我对门的方珊兄请我帮他翻译一篇文章，作者叫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文章题目很别扭绕口，叫什么《情节布局手法与一般风格手法的关联》。我记得自己用很短时间就把文章译完交稿。其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文章本身并不很长，二是文章写得颇有意思。多年以来，在和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接触之前，苏联文学批评给我的印象极其糟糕。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已经使得苏联文艺批评家除了政治话语外，就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而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却不然，可以说它从一开始就把我深深地吸引了。所以我几乎是一口气把这篇东西译完的，并且久久难以从文章的意境中超脱出来。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不像苏联文艺批评家普遍喜爱的那样那么教条，从头到尾讲原则原理什么的，而是一上来就劈头盖脑地给读者提了一连串一般人从未想到过的问题：
为什么要在绳子上走动，而且每走四五步还要蹲一蹲？——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关于诗歌这样问道。……佶屈聱牙、说来别扭的诗歌话语让诗人变得语言隐晦、话语奇特、词法古怪，语序颠倒——这一切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为什么李尔王认不出肯特？为什么肯特和李尔王认不出爱德华？——对莎士比亚戏剧法则备感惊奇的托尔斯泰如此追问道——而对作品极其富于深刻洞察力的托尔斯泰尚且对此感到惊奇。……为什么我们在舞蹈中看到的却是应诺先于请求？是什么让加姆森《潘》中的格拉纳和爱德华流落天涯海角，虽然他们俩真诚相爱？为什么用爱情创造着“爱的艺术”的奥维德要劝告人们不要急于获得快感？
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从这段话里感到振奋的力量，但在我阅读和翻译这段文字时，我的心口却始终在怦怦跳动——那种感觉我至今难以忘怀。我知道在我的意识生命中，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终于发生了：它终将改变我的命运。我知道我已经和一个人们常说的“命”的东西，发生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如果说有的东西你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话，那么，和俄国形式主义的“邂逅”，便是一次如此不可多得的幸运。这情形正如一本论述俄国形式主义的西方名著的作者所说：“今天，当苏联批评界笼罩在一片萎靡不振、平庸乏味、缺乏幽默的教条主义之下时，重新回顾和体验形式主义著作的汪洋恣肆、活泼空灵、敏锐犀利，当能令人头脑清醒。”[1]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开始。如果说翻译这篇文章使我得以有机会接触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充满灵性的文字并且给我以兴奋的话，那么，接下来和维克多·厄利希（VictorErlich）的相会，则奠定了我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跨世纪之约”。前者是直觉和灵感的，而后者则更多的是理性的、历史的和哲学的。
的确，在我的意识中什么事终于发生了。变化显而易见。首先，以前我的思维是一种无指向思维，衍射性思维：我的个性没有任何抵抗力。现在，茫茫大海漂泊无主的我，心中开始有了目标，思维有了指向。俄国形式主义就是在远方向我频频招手的“云中仙子”、“绝世佳人”和“永恒的女性”。
我起航了。
我被俘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