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自动化和使人脱离自动化，即具有可感觉性，应在一个个体内相互关联。只有觉得这个结构是自动化结构的人，才会在它的背景上感觉到另一个按照形式主义的形式更替规律应当取代它的结构。如果对我来说，年长一辈的人（如普希金）的创作没有达到自动化的话，那么在这个背景上我不会对晚一辈的人（如对别涅季克托夫）的创作有特别的感觉。完全有必要让自动化的普希金和可感觉到的别涅季克托夫在同一个意识、同一个心理物理个体的范围内会合，否则这整个机会就会失去任何意义。
如果普希金的作品对一个人是自动化的，而另一个却喜欢别涅季克托夫的作品，那么自动化和可感觉性就分属于两个在时间上相互交替的不同主体，它们之间绝对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如同一个人的呕吐与另一个人的饮食无度之间没有联系一样。[24]
梅德韦杰夫-巴赫金的论据乍看上去的确根据十足，但仔细想想却绝非那么回事。初看上去，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在两个个体之间“经验”是无法传达的，也是无法复制的。同样一种东西，对一个人来说是药石，对另一个人来说便是毒药。按照中医的说法，即使治疗同一种病，采用同一味药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必须辩证予以施治。这一论据的缺点在于它仅仅只是在理论推演上是正确的，而在实践中却绝非那么回事。
一个人的呕吐固然与他者的饮食无度无关，但如果两人在同一个时空中的话，则前者的呕吐便会引起后者的反胃：感觉不能予以传递，但却可以在同一时空中传染。“望梅止渴”只是在想象中描绘了梅子的形状，便引起了众人相同的心生理反应。在一定的外在条件制约下，人们之间会有大致相同的感受或感觉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梅德韦杰夫-巴赫金的反驳是软弱无力的，也是不值一驳的。作者们之所以“批判”俄国形式主义的这一“核心”理论，也许是因为“不得已”——正如他们在当时不得不披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外衣一样，这也是一个批判者应该有的“规定动作”？
俄国形式主义研究专家维·厄利希针对这一点指出：“在对什克洛夫斯基的‘自动化’与‘可感性’（automatizationandperceptibility）二分法的讨论中，什克洛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对手之一的梅德韦杰夫，谴责这位形式主义代表人物偏离了客观分析之路，而泥足深陷于‘审美接受的心理-生理条件’中了。[25]此处我们对完全系一种误用的形容词‘生理的’（physiological）不予讨论。梅德韦杰夫的批评看来是缺乏正当理由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只有经由个别人的体验方能被人感知和接受的物品。因此，审美反应的机制问题当然也是‘客观主义’的艺术理论家的合法关注对象，其条件是，关注的重心不应放在个别读者所特有的联想身上，而应放在艺术作品所包含的、能够从中推导出特定的‘主体间’（intersubjective）反应的性质身上”[26]。
这也就是说，所谓“陌生感”（相对于熟悉、熟稔而言）是由作品（文本）与作品（文本）间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这和20世纪西方文艺学中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一个关键概念——文本间性——有着密切关系。L.朱莉安特和M.卡拉森斯在《作为对话的圣经神学：关于米哈伊尔·巴赫金与圣经神学的谈话》中指出：“……巴赫金可以被称之为文本间性之父。他的思想被介绍到西方后在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那里获得了运用，她创造了文本间性这一术语。该术语在理论中又被如罗兰·巴特和雅康·德里达这样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和像斯坦利·菲什以及哈罗尔德·布鲁姆这样一些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进一步发展。”[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