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是在承认俄国形式主义者们的著作对穆卡洛夫斯基，同样也对该小组其他成员都曾“具有很大的刺激性影响”的前提下开始其讨论的。但他同样也把形式主义放在其赖以产生的语境下加以考察。他指出：“形式主义学派与那些只会模仿的学院派文艺学相比向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而且，后者虚假的历史主义在许多方面都令人想起青年语法学派的伪历史主义，而19世纪实证主义学术界的一般倾向是竭力想要把积累分子事实当作研究的对象。”洛特曼对于始自俄国形式主义的这场运动，从一个后来者的角度，作出了自己的概括和评论。他指出，20世纪20年代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倾向的命运与此十分相似。在提出从内部考察作为一个“suigeneris”（以特有方式）组成的系统的艺术文本的任务以后，形式主义学派作出了重大发现：他们发现了作品的音义段结构并且提出了研究音义段结构的任务。但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的形式主义者们又把音义轴构造与艺术作品的结构本身等同视之，把非语义学提升为艺术原则。这样一来他们的观点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议和反驳，如来自象征派的有勃留索夫、维亚·伊万诺夫和社会学家佩列维尔泽夫分子和马尔分子。也就是说，洛特曼是一个清醒的传人，他在宣扬奥波亚兹的优点和长处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指出其缺陷和不足，那就是“把音义轴构造与艺术作品的结构本身等同视之”，而这也正是我们援引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所概括的那种根本性缺陷。
洛特曼还指出，在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米·米·巴赫金的著作，他是在推动采用另外一种原则上与形式主义者截然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这一结构问题。除他之外，还有一些超然于个人个别观点之上的学者，如日尔蒙斯基和维诺库尔。如果说形式主义者们从分析结构的分子入手想要上升到对于完整结构的研究（而在特尼亚诺夫笔下在这一方面迈出了相当重要的步骤）的话，那么巴赫金所感兴趣的，则是艺术的完整性问题，也就是探讨艺术无法被分解为各个部分的那种特点。……把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其音义段同一化当然会导致歪曲，而且奥波亚兹分子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问题。只有那些对形式主义者们的批判才是成效显著的，即用语义学方法补充音义段结构分析之不足的方法，而且把艺术作品的结构的全部完整性当作是这两个组织原则相互之间的张力的批评。而那些只是简单地把文本内部结构的语义分析问题本身抛在一边的批评，是一种倒退。
从这里我们看出，洛特曼对与俄国形式主义有关的历史的评述，是完全内行的和内在论的。这与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实际上是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批判，绝不可同日而语。形式主义的结构批评曾经只有以在仔细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制订的方法为依据才有可能进行，对于这种批评而言，句法学方法和语义学方法构成同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各个方面。众所周知，这一材料就是语言。因此，对形式主义最有成效的批评，是那种并未抛弃其成果同时又对语言学家的职业技能有所要求的批评。如格·奥·维诺库尔的立场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处于十分优越的地位。
洛特曼对于那些来自马尔学派学者的批评，也做过评论。他说：“为了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请允许我说一说对形式主义的那样一种批判，它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批判者们都是一些处于尼·马尔方法论影响下的文艺学家。这一集团的参加者们既不乏才华也不乏学识，而且更有科研热情。无论伊·格·弗兰克-卡缅涅茨基还是奥·米·弗莱登贝格，都是才华横溢、具有百科全书学识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