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还指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俄国形式主义和（稍晚一些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后者在许多方面比前者更加直率地在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下探索建设一个新国家的途径。”“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二者都是作为活跃的演员出现在文化舞台上的，二者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十月革命后时期形成的新社会的积极参加者。”[19]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把政治文化因素也作为重要的文化发展机制问题予以指出，这体现了这位符号学在苏联的代表人物的历史眼光。的确，从20世纪之交到目前这个世纪之交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的发展（文艺学是其中一个部门）处处离不开政治因素的制约。想要抛弃政治不啻于想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当然，这两个流派所处的具体的政治环境，也有助于说明它们的特点是由何种原因制约的。
在洛特曼眼里，捷克布拉格学派并非仅仅只是奥波亚兹的传人，事实上他们也有自己的建树，也对世界文艺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是文艺学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一个环节，是绝不可以予以忽略的。他指出：“在其语言学家行列里不乏世界级名家的布拉格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十分优越的地位。正是布拉格学派才善于实施对形式主义的结构性批判，从而不自觉地证实了尤·尼·特尼亚诺夫关于在文化领域里没有比直接继承人更危险的批判者了这一论点。”[20]特尼亚诺夫的观点是：在文学的传承系列里，直线传承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曲线传承，即不是从父亲传给儿子，而是从爷爷传给孙子，或从叔父传给侄子。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还将讨论。
作为形式主义的学术传人，洛特曼对于穆卡洛夫斯基所隶属的捷克布拉格学派的优劣长短，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运动中的结构主义分支的状况、来源和特点，也有自己独特的评论和看法。洛特曼指出，奥波亚兹内部的这一分支的学术理念，来自于日内瓦。日内瓦语言学学派及其奠基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思想构成了研究艺术的符号学方法的基础。事实上，早在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期间，雅各布逊就开始通过与索绪尔的弟子薛施霭（当时索绪尔已经逝世，而薛施霭就是参与整理先师课堂笔记的主要弟子之一）通信的方式，开始接触这一在语言学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学说。在20世纪30、40年代，日内瓦学派的思想在一系列苏联学者（其中首先是特尼亚诺夫、普罗普和巴赫金）以及布拉格语言学学派（雅各布逊、穆卡洛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中得到继续发展。布拉格语言学小组除了自己在艺术学领域里作出了重大贡献外，还完成了向世界学术界介绍迄今为止仍然几乎不为世界所知的苏联学术成就的使命。这一点时至今日，当来自普罗普、巴赫金及其他苏联学者们因为开始成为每一本无论其在哪儿出版的严肃著作必须具有的因素的时候，尤其不应忘记这一点。俄罗斯学派的影响在一系列著作中都可以令人感觉得到。
洛特曼在此指出的俄罗斯学派的影响的确是不容置疑的，而结构主义符号学嗣后的发展历程，则还将继续证实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雅各布逊的漂泊之旅从捷克转移到了整个欧洲，开始辗转在各个欧洲国家间漂流，但所到之处，都与当地语言学界建立密切联系，进行学术交流，这的确大大加速了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在各国的流行。而法国“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便是其主要受益人。在与雅各布逊接触以前，他已经在人类学领域有长期的学术积累，但却苦于找不到一块“哲学之石”，好把这些零星的材料全都“激活”并统一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结构主义却适时地给了他一把钥匙。但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中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