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的结构诗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具有开放性，也就是说，在他那里，一个结构诗学问题往往能很轻易地转化为历史诗学或文化诗学、文化符号学问题：二者之间并没有把它们隔离开来的楚河汉界。这样一来，洛特曼如何处理文学内外立场转换的问题就成为我们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之一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需要具有一种辩证法的精神。李幼蒸先生在针对其所倡导的“历史符号学”方法论问题时指出，历史符号学需要采取多维比较研究，这是由这一学科辩证法特征所决定的：“既须依据学科专业（利用其知识经验作为研究材料）又须摆脱其学科运作前提和方法的限制。”[51]
当今世界，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全球化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成为每个人眼前的现实，并使文化景观产生深刻的变化。在这一文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论和诗论，也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时代难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以罗曼·雅各布逊、洛特曼等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美学诗学思想，正是中国传统诗论文论可以向之借鉴的思想源泉。这一在俄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合流的第二次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学术流派，提供了中国文论诗论可以从中借鉴的丰富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文论诗论渗透着中国艺术精神而重写意传神。犹如中医所谓“中焦阻塞，呼吸不畅”。何谓“中焦”？令人费解。中国文化中医学中之“经络”、精、气、神在西语中无对应之概念因而是不可翻译的。同样，俄国文化中一些体现了鲜明的俄国文化精髓的语词，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其他语言中绝无与之等值的概念。这类在跨文化交际中构成语障的语词和概念，恰恰正是体现了一民族文化精髓的“语言的化石”。它们的存在表明，在跨文化交际中，最重要的，不是相似之处，而恰恰在于差异部分。“和而不同”的要点在于“不同”二字。
中国传统文论诗论相当一部分是描述的、直觉的、体悟的、整体的、印象的、感悟的、混成的、象喻式的。中国传统文论诗论本身就是旨在传达美感的诗化文体，它们自身也需要阐释。传统中国诗论始终不脱离形象和感觉，对诗文所作的评述往往是描述感觉式的：寒、瘦、清、冷、气、骨、神、脉、韵、味……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为印象式批评，要求读者“自揣其身”，“读入”或是“感入”诗文，“须将自己眼光直射千百年上，与当日古人捉笔一刹那顷精神融成水乳，方能有得”。[52]显然，今天，传统文论诗论如若仍然停留在以往的水平上是不行的。
要想矫正中国传统文论诗论和文艺批评主观主义和印象主义的误区，就必须放开眼界，向包括雅各布逊、洛特曼等人在内的域外科学主义美学思潮学习和借鉴方法论体系。在俄国语境下，诗学的科学主义诉求由来已久。19世纪末的维谢洛夫斯基、“白银时代”的俄国形式主义，都贯穿着一种建立科学诗学的历史追求。20世纪60年代，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第二次合流的背景之下，借着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催生，凭借着深厚的俄国文化底蕴，勃然而兴，成为20世纪俄国科学主义美学的代表流派。
洛特曼美学思想体现了“语言学转向”后，人文科学界那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科学只说“能说得清楚的事情”的诉求，摈弃了历来由俄国象征主义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维度，和关注文本、解析文本，一切从文本出发的新实证主义研究倾向。洛特曼以其《结构诗学讲义》、《艺术文本的结构》以及论述18世纪俄国文化文学问题的多达1000篇文章，建立了一种科学的诗学体系。和英迦登等人一样，它重视文本，关注对于文本的多层次分析，并且和俄国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大师如雅各布逊、尤·特尼亚诺夫、米·巴赫金一样，以大量的分析实例证实了这样一条真理：艺术中形式即内容。在艺术中内容形式化了，而形式则内容化了，要将二者像以前那样截然分开，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洛特曼在分析中所应用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是和某些西方符号学家相同的，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俄国人包括洛特曼有其自己独特的建树，有其部分地超越于西方符号学之处。二者之间的差别，要而言之，不外乎两点：一是西方符号学更多的是静态的，而洛特曼等人则是动态的；二是西方符号学更多的是封闭的，而洛特曼等人则是开放的。也就是说，洛特曼等人在以文本为中心的同时，时刻不忘记文本与一切外文本因素的关联，认为后者即外文本要素实际上也是构成文本的要素。而多数西方论者则习惯于把文本封闭于自身，强调文本的自足完满性。
总之，在洛特曼、特尼亚诺夫等人心目中，文本是一个动态的意义发生装置，它里面的一切，不是处于静态中，而是处于各类意义交叉投射辉映的状态中，从而形成一个文本的语义场。如果说古典主义的文本理念是“静穆的伟大”、“静态的和谐”的话，洛特曼等人的文本理念则充满了构成和谐之充足必要条件的不和谐（语音、语义、语法、篇章等），就中最活跃的组成因素大都被组合在一种二元对立结构中。只有经由不和谐，才能最终达到和谐。所以，文本犹如音乐一样，它运行的动力更多来自自身要素的对立、冲突和斗争。
其二，洛特曼等人的文本理念是开放的，而非像某些西方符号学家那样是封闭的。西方某些新批评代表人物在把文本纳入视野以后，把作者和读者通通摈弃在研究视域以外，为的是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文本本身。而洛特曼等人则不然，在他们那里，不仅文本本身由内外两种因素构成，而且，文本还呈现出一种向他文本、历史文本和潜文本的开放性，由此而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历史的过程。文本不仅是共时态的，更多地呈现为历时态的。正因为此，在洛特曼等人笔下，以文本结构为探讨主旨的结构诗学，往往会在阐释过程中，经由某些通道，摇身一变而成为历史诗学或文化诗学问题。这样一来，诗学在洛特曼等人那里，就不再只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而是一个结合了文学史、文化史的宏大观念。所以，洛特曼等人的结构诗学，并非如一般人所以为的那样，是封闭于文本内部并只研究文本的一种学问。
把握了这两点，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俄国结构主义诗学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