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是一种以研究文本的建构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它的哲学前提是本质主义的和形而上本体论的，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自然不可能例外。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苏联文化符号学是在与西方同类思潮的学术应答中形成的，因而与之有同有异，其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前者以共时态、结构为主，而后者在重视此类因素的同时，还给予历时态及过程以足够的关注。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固然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学术传统的特点使然，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必然要求所决定的。如果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乃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灵魂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句话。洛特曼在《作为日常生活空间的艺术结构》一文中指出：“对于当代人来说，对待艺术的历史主义方法的意义远比仅仅作为科学思维的工具的意义要大得多，历史主义方法已经成为审美体验的条件。”[46]在《文化类型学论文集》的导言中，洛特曼进一步指出：“符号学研究并不否定历史主义研究，而是与历史主义研究肩并肩而行，并以其资料为支撑，而从自己方面说，它也同时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47]
从研究范式而论，可以说洛特曼的文化历史符号学是一种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结合的视角，从而把科学主义的求真和历史主义的求善紧密结合起来。和西方同类思潮的发展趋向不同的一点在于：西方由于把文本当作一种纯粹结构范畴，因而似乎注定只能循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路径前行，而俄罗斯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则由于始终注重把文本的共时结构和历时沿革结合起来，在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应答中走上更加广阔的发展路向。
当年，雅各布逊在讨论结构诗学如何处理共时态和历时态结合的问题时指出，和人们的一般见解相反，共时态研究其实是离不开历时态视角的。常人以为的共时态问题，往往只是某个问题在历史绵延过程中某个时段的特征，在一维的时间链中，它们只是构成一个统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洛特曼不但主张在包括结构诗学在内的文化和历史符号学研究中贯彻历史主义原则，而且，他甚至还是历史符号学的倡导者。在其晚年著作《符号域》的《历史规律与文本结构》一文中，洛特曼指出，我们有必要像“新历史主义”那样，把“心态”和“心性”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因为“历史就是在思维主体的不断干预下进行的一种过程。在两歧交点之处产生作用的不光有偶然性机制，而且也有自觉选择的机制，后者成为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客观因素。这一观点从新的方面表明历史符号学的必要性，其宗旨是分析面临着选择的个体的人是如何表象这个世界的”。[48]历史符号学和传统历史研究的显著不同在于：第一，它把以往不被当作历史研究合法对象的东西（如社会心理、语言、心性等）纳为对象，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第二，它摒除了以往历史研究中的这样一个悖论，即究竟是人民还是英雄人物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而认为任何人都同时既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其主体，从而把历史的偶然性和规律性重新纳入理性的轨道。因此，文化历史符号学研究是富有前景的研究路向。
由于对于文本的共时态研究不可能脱离对其历时态的考察，所以，这种立足于共时态的研究范式，实际上并未彻底排除历史视角，相反，了解一系统的过去状态乃是认识的必要条件。所以，和一般人们的看法相反，“结构主义并不是历史主义的敌人”[49]。洛特曼因此而写道：“因此，结构主义不是历史主义的敌人，不但如此，考量作为比较复杂的结构体要素——‘文化’、‘历史’以及个别艺术结构（作品），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不是数学和语言学取代历史，而是数学和语言学与历史一起工作，这就是结构研究之路，也是文艺学家的同盟者阵营。”[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