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人认为俄罗斯文学事实上总是在转圈，或说得文雅点儿，是在不断地循环。不但文学如此，文化亦然。俄国文学一直沿着一个封闭的圆圈运转，即从审美转向宗教，从宗教转向社会，而后又从社会转向审美，循环往复，连绵不断。
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曾经有过许多悲壮而又英勇的尝试，试图把俄国形式主义的科学探索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结合起来。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尝试鲜有成功的先例。但是，历史正如巴赫金所说，没有一种思想会真正死亡，时候一到，它们也都会迎来各自的复活节。果不其然，时间的转轮刚刚过了数十年，时代的风气便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要叙述这里所发生的重大历史变化，便不能不先介绍这样一位在俄罗斯学术发展史上与巴赫金一样彪炳史册的人物，他就是苏联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
和当年俄国形式主义运动所处的历史环境相仿，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相似的社会历史思潮的促动下生成的，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某种时代精神，因而才能成为一种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文艺学美学思想。如果说促使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文化动因是“白银时代”的话，那么，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则与苏联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的“解冻”思潮有着密切关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整个就是“解冻”思潮在语境置换后的产物。“正是在‘解冻’的时代背景下，苏联的文艺学才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局面。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学派正是在‘解冻’时代逐渐形成的。这一学派将此前英美学界的符号学理论观念与新的历史主义观相结合，形成了享誉世界的苏联符号学派。”[42]
关于洛特曼符号学美学文艺学的崛起，洛特曼传记的作者鲍·费·叶戈罗夫这样写道：“在促使洛特曼转向掌握一门全新的科学领域的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与一些同样也转向混合领域里的莫斯科语言学家的相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没有受到马尔学说（冒充马克思主义）模式影响的本国的语言学家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体验到一场真正的信息和创造力的爆炸性冲击。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的‘解冻’把‘铁幕’轻轻地撬开了一道缝，人们刚开始有可能与国外建立科研联系，参与国际会议，得到或交换有关科研信息的材料。控制论、信息论、符号学、结构主义、数理语言学的成功已经成为知识界的财富。正如在任何新道路得以展现的紧张激烈的开端时一样，人们对前人的兴趣也空前激增。”[43]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洛特曼也曾经历过一次方法论危机，他认真反思了过去的研究，感到彷徨无主。这时，他发现了俄国形式主义者们的著作，其中首先是特尼亚诺夫的。原来，洛特曼此前除了参加战争期间无法从事学术研究外，他一直都在致力于18世纪俄国文化史的研究，并在这个领域里有很深的积累和很高的造诣。但他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创造的酵母，以便把自己的研究心得给整合起来。此时，他早年受到的学术积累和现实生活的刺激，促使他重新走向了俄国形式主义——一个被抛在断崖彼岸的学术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