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现代主义则表现出远比现代主义更为激进的立场，并且一反现代主义的结构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而以“解构一切”为号召。“‘解构’利刃之锋芒所到之处，传统哲学以声音为中心的声音与书写的对立，以灵魂为中心的灵与肉的对立，以存在为中心的存在与非存在的对立，以理性为中心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纷纷分崩瓦解，形而上学的等级制被推翻了，颠覆了。”[15]
但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与其在俄国的表现有很大不同和显著差异。以否定一切为特征的解构一切必然行不通，这也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在俄国文化史上，文化虚无主义历史上就一再有所表现，但终归还是会灰飞烟灭的。破坏诚然重要，但破坏并不等于一切。在俄国，尽管后现代主义也要表现现实的负面特征，但其所传达的是希望破灭后的失望，而非决绝的否定和决绝的排斥。
爱泼斯坦有一个观点尽人皆知，那就是：“尽管在西方人们是从70年代初开始谈论后现代主义的，而在俄罗斯，人们则是从90年代初开始谈论后现代主义的，俄国后现代主义和许多名义上来自西方的流派一样，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深刻的俄罗斯的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是后现代主义的故乡，这不过是因为现在我们才可以公开认可这一令人惊异的事实罢了。”[16]爱泼斯坦甚至认为俄国“后现代主义性”可以一直追溯到彼得大帝改革前的古罗斯社会。这应该说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假设，历史应该不会给假设以地位。历史中没有假定式，但历史却只有在假定式里才会具有意义。
奥波亚兹及巴赫金学派等都对俄国后现代主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对于像爱泼斯坦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奥波亚兹对其的影响似乎情有可原，因为原本他们都属于文化的主脉络，都受到几乎是同样的外来影响，而巴赫金学派对其的影响，则显得多少比较复杂。其原因在于：一是巴赫金学派本身是错位的，它的产生和发生作用的语境是不同一的、是滞后的和后发性的；二是巴赫金思想本身的断简残编性，导致对其的解读歧异纷出。
但巴赫金及其学派的影响还是十分显著的。巴赫金思想的几个突出特征，如强调对话的永久未完结性，对话的普遍必然性，认识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等等，都与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解构”有呼应。巴赫金写道：“只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复调作家，才善于在各种见解和思想（不同时代的）的斗争中，感觉出终极问题上（长远时间里）的不可完成的对话。其他人则热衷于能够在一个时代的范围内解决问题。”[17]
再比如说在研究文化现象问题时，巴赫金强调边缘是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在一个民族（个人亦然）的身份认同问题上，边缘是一个借以将其与他者区别开来的重要特点。爱泼斯坦同样强调把文化与其主导传统区分开来的内在边界，这些边界把文化分成各种年龄和族群（团体）、宗教、经济、阶级、政党以及无数形形色色的世界观。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写得太长，就此打住。总之，从20世纪之交到21世纪之初，在俄国，发端于俄国形式主义的这场多元本体论文艺学运动，至今已经轰轰烈烈地走过百年历程了。而巴赫金和他所属的学派，就处于这个运动的核心，并且因此而受到可以理解的关注。
这就是本书所做研究所能得出的重大结论！
2011年3月10日星期四初稿
2011年5月31日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多列士大街寓所重读
2013年6月30日修改毕
2016年11月28日四校
2017年3月27日五校
[1] Ф.Энгельс：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арксе и Энгельсе，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6，С.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