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巴赫金小组成员当中，除巴赫金本人外，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都不止于对马克思主义仅只有些许好感而已，而是自称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本书也牵涉到这个核心问题。在署巴赫金本名的著作中，唯有关于“狂欢化”的专著和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词条，被国际学术界普遍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此同时，否认巴赫金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所在多有，大有人在。
罗伯特·杨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巴赫金那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装，而这种语言策略是可以复制和为人所效法的。他举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例。詹姆逊就把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统一框架之下加以运用，用以解释阶级对立现象。而由于罗伯特·杨等人把巴赫金的著作严格限定在包括关于狂欢化在内的署名著作之内，所以，对话的规范形式实质上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形式，即两种对立话语采用统一普遍共享的代码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对话。[11]
除本内特和福加克斯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伊格尔顿、皮奇、怀特等人通常认为，巴赫金的贡献只以论述狂欢化的著作为限，但实际上狂欢化其实是对话主义普遍原则的又一个例证罢了。[12]
塞缪尔·M.韦伯指出，今天，无论语言学还是语用学、还是社会语言学，也无论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和奥斯汀和瑟尔的言语行为理论，都是在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小组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已，而且这部著作还为苏联符号学拉开了大幕，成为其先声。[13]也就是说，国际学术界对于署名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以及署名为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都有比较高的评价。有人甚至认为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语文问题的最好的著作。
雷蒙德·威廉姆斯、托尼·本内特等都承认巴赫金学派是葛兰西文化研究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因为该学派在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利之间建立起联系。他们都利用沃洛希诺夫把语言描述为阶级斗争的战场的观点，分析带有各种可能具有的“重音”意义和音色的符号。他们也利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杂语性、狂欢化和民众节庆等概念，研究符号的性质。英语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所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语言问题的学者，都对巴赫金学派的著作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特里·伊格尔顿、大卫·福加克斯、托尼·本内特、雷蒙德·威廉姆斯、阿龙·怀特、格拉汉姆·皮奇、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迈克尔·加德纳及其他人都把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当作研究语言、文学和文化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进入后现代语境以来，西方思想界的格局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我’只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这便是语言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早在1870年，法国诗人兰波就在一首诗中谈到，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说话的主体是他人而不是我。”[14]那么，这里还是有些“实体性的”东西可供人们依靠的，如“话语”、“自我”和“他人”……诸如此类。可以说这是世界进入现代主义统治时期的典型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