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苏联共产主义结束其生命的1991年，一种新产生的后苏联文学流派也很快在新“主义”的圣水盘里接受了洗礼。1991年春文学所举办了一次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几乎是在这次会后，这一“主义”当即便开始其风行全国的胜利征程：一切被打上这一流派烙印的作品全都被公认为必要和有益的，而其他的一切则当即被束之高阁。早在1992年年初，维亚切斯拉夫·库里岑便在《新世界》著文指出，后现代主义业已成为文学进程唯一生动的事实。尽管在俄国，共产主义的离去和后现代主义的到来似乎极其偶然地在同一个历史时点上吻合了，二者之间从一开始便凸显出“相异的相似性”，但在它们掌握社会意识的方式方法上，二者间还是有着一种继承性关联。[8]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者（以爱泼斯坦为例）也和洛特曼一样，同样把俄国形式主义的奥波亚兹，当作自己的合法鼻祖，尽管对于成长中的他们来说，曾在巴赫金风靡全球时期上大学的他们，所受的影响最大的，来自巴赫金学派。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同类思潮相比最大的突出特点，用爱泼斯坦的话说，在于对“后现代主义”中的“后”字，有不同的理解。按照爱泼斯坦的解读，“后”（post，пост）来自于古希腊语，原意为“面朝……”，因而，这里的意思原本不是在什么什么“后”之意，而是“面对……”之意。爱泼斯坦形容俄罗斯人在1991年突然发现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尴尬：摆在自己面前的，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或曰后现代主义文化，犹如嵌入时代的一个时间装置，它的任务就是为当前处于困惑中的文化提供解决问题的良方。
在这方面，巴赫金学派发现自己与后现代主义多所契合之处。事实上，巴赫金成名以来之所以在西方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与西方的思想能够在许多方面产生共鸣。
对英美马克思主义而言，巴赫金的影响发生较晚。托尼·本内特写道：“‘巴赫金学派’在20年代末的俄国以及阿尔都塞分子仍在持续进行的工作，其结果导致一个新的研究传统的诞生，它把马克思主义批评最终推到了一个非审美的地带。”[9]
罗伯特·杨指出，尽管巴赫金及其同道者们的著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译为英文，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却始终不曾对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产生影响。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ThePrison-HouseofLanguage-ACriticalAccountofStructuralismandRussianFormalism，1972）于巴赫金学派就只字未提。这位学者进而在《回到巴赫金》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形成了两个阵营：分别是以E.P.汤姆森为代表的牛津历史研讨会和刘易斯·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埃塞克斯文学社会学研究会。二者都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由“新左派”和反人文主义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人文科学。此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遭到了来自后结构主义的批判，而此时巴赫金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解放的可能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效法巴赫金学派的榜样重新研究社会学诗学，该学派……在20年代中曾经首次对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从而为在理论和实践中为文学批评避免形式主义诗学和庸俗社会学的双重简化的文本策略铺平了道路。”[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