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产业”的兴盛发达，应当说连带着把奥波亚兹也给“炒热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从历史发展脉络的角度看，把巴赫金学派与奥波亚兹学派截然分开，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的“婚姻”尽管非出自自愿，但却是进过“教堂”的，所以，既然是上帝挽的“结”，就只有上帝才能解得开。
就这样，巴赫金热在西方（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巴赫金学领域里似乎始终比西方慢半拍）迅速走过了20世纪60、70、80、90年代，而进入21世纪！在此期间，巴赫金经历了“3次被发现”，其理论学说的各个侧面变得越来越清晰的同时，他的断片警句式的行文方式，他的几乎都未完成的著作残篇，都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疑问。正如理解一段文本必须将其放在特定语境下才可以获得真确的理解一样，巴赫金学派的学说如果脱离了其赖以产生、赖以发挥作用，赖以与其他流派进行对话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语境，也会像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无从索解。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巴赫金而不能不接受这位大师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即对于解决问题而言，重要的不是抽象的理念（世界）及其价值，而是具体语境。后者才是辩证法的灵魂！巴赫金学派的第一哲学即伦理学可以说是在哲学史上，首次打破知行之间的壁垒，把知识和行为通过应分、责任和理解统一起来的实践哲学、伦理哲学和第一哲学。巴赫金的话语哲学同样具有伟大的革命性意义，它的意义首先在于首次锁定了“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在语言学史上历来不入大雅之堂的话语，从来就不被视为科学研究之对象的话语——首次冠冕堂皇地登堂入室，成为科学探讨的合法对象。话语理论在语言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联，使话语成为研究意识形态的基本材料和合法对象。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巴赫金学派所谓的“意识形态”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所区别——巴赫金在被捕后自认自己是“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根本原因恐怕也正在于此。但这和20世纪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趋向却颇为一致或相近，二者之间也有对话的基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加尔吉涅尔指出，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和认知的歪曲或曲解，其原因一是因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因为启蒙主义的非历史主义诉求。但对于巴赫金小组来说，意识形态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它更具有正面意义和生产性，对于个别人形成自我的能力给予极度尊重的东西。一旦涉足巴赫金学派研究你就会很快确信，巴赫金学派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似乎更接近常识，更具有亲和力。当然，也许因此而导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契合。
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一者不是凭空而来，二者有其发展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抵达对话主义的途中，巴赫金和他的小组成员们至少还跨越了3个台阶，那就是梅德韦杰夫的“社会学诗学”、沃洛希诺夫的“他人言语”，最后还有巴赫金自己的“复调”……
1959年艾亨鲍姆也已到了耄耋之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终生向往多元文化，可正当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来临之际，他却闭上了眼睛。
在俄苏文艺学史上，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的“解冻”思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于前“解冻”时期苏联文艺学的状况，不光当时僻处一隅的洛特曼啧有烦言，而且，就连复出以后的巴赫金也颇多不满。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略有缓解。此时，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地下时期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开始正式登场。它一露面就表现出一些与西方同类思潮不同的特点，而带有深刻的俄罗斯特性。
关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起源，俄罗斯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爱泼斯坦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