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仅仅把巴赫金学派放在其小组内部加以探讨也是远远不够的。在我们的视野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始终是我们研究的焦点，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和调整这个焦点，从而得以把其始终放在中心关注的位置。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把巴赫金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放在整个俄国形式主义——洛特曼塔尔图学派——布拉格语言学学派——的大背景下从多方位的对话关系中，梳理它们各自的特点和理论建树的原因。而始自19世纪末的学院派文艺学三大流派、俄国形式主义的多元本体论文艺学，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包括巴赫金小组（前后有过3个）在内的文艺思想团体、捷克布拉格学派，发端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塔尔图的洛特曼符号学，发端于苏联20世纪70、80年代的爱泼斯坦的文化诗学，贯穿整个20世纪的苏俄，文艺学走过了一条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审美之路，见证了长达百年的风风雨雨。
当然，对于作为奥波亚兹批判者的巴赫金学派，我们也不能不予以重视。“巴赫金如果不对形式主义提出严厉批判，不在生活世界里设立一个创造性的维度的话，他是不会走进‘语言学转向’中去的。他提出了一种语言和主体性理论，为话语、风格学以及话语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的主体间性研究提供了基础。”[5]
此外，在巴赫金学派内部，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观点一致之处外，也还有些不和谐音，混杂其间，它们也需要梳理。
巴赫金预先提出了许多后来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才开始涉及的对西方科学公理和理性主义的批判这类主题。巴赫金是决定着20世纪社会思潮之特点的“语言学转向”的前沿和潮头人物，较早地把交际和符号实践确定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主题。按照巴赫金的观点，“任何社会现象，都是通过在个人和团体之间进行中的对话关系建构而成的，这种对话关系含纳了多种多样的各种语言、话语和符号活动。”[6]巴赫金涉及人文学科的主题有：对话、狂欢、谈话、伦理学、日常生活等。巴赫金学派对心理学的最大启示是：心理过程是在与我们的社会实践交织在一起的语言中，在我们的语言活动中形成起来的。此其一。其二，由于语言活动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一种对话，因此人类的思维同样也是一种对话，所以，语言或对话中隐隐包含着一种双主体性。
由此可见，在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学派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好像是在援引整整一系列被形式主义者们所确立的结构主义的模式，但他并非简单地重复这些模式而已。巴赫金知道所有这些模式都是同一化方法，借助于这种方法，文学可以走进文学现实生活以外的具体问题的情节，将其整合成为其所特有的统一体形式。”[7]
正如本书所展现的那样：奥波亚兹的历史遗产在经过了20世纪30、40年代的长期沉寂以后，在“解冻”时期，终于在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学派身上，结出了累累硕果。说洛特曼是奥波亚兹的学术传人我们有着充分的根据，而且洛特曼本人并不讳言这一点，反而以此为荣。“解冻”时期对苏联文艺学的一个历史成果，是重新发现了俄国形式主义学术遗产的价值，而洛特曼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以低估的。她的第二个学术成果，是从“地下室”里发掘了“沉默寡言”的哲学家思想家米·米·巴赫金。如本书所言，此后，巴赫金及其学派在西方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热潮，每次热潮都揭示出身为多面体的巴赫金现象的某个侧面。这样的形势在时间跨入21世纪以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以至巴赫金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成为一种“工业”。今天谁如果言不称巴赫金一定会被视为“老土”，但可怜的巴赫金及其同道者们的知音又在哪里？真所谓：“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