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光是在为帕斯捷尔纳克而哭，也是在为自己，为一切早已逝去了的、他心目中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所有时代而哭。他涕泪滂沱地喋喋不休地嘀咕道：“我们有过怎样的精神生活呀！我们的大地上有过多么辉煌的精神呀！所有的人都死掉了！”我徒劳地竭力想要安慰他，说不是的，还不是一切都完了，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洛谢夫却说，我之所以会说出这种不痛不痒的话，那是因为我根本想象不到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初年俄国曾经有过怎样一种精神生活！[3]
这位女作者最后也只得承认：有着如此级别知性的人，她的确平生不曾见识过！
本书中，笔者已经采用拙劣的笔对这个时代作了力所能及的描述。这里需要点到的一点是，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各种革命迭相上演：哲学革命（首先在德国），人文科学-语文学革命（首先是在俄国）。而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学派，就是这两场波及人类思维领域里的最内在的革命的积极参与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书的作者首先不是从自己研究的直接对象——《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入手，而是将笔触陡然一转，转而去从20世纪之交涌现于俄国文坛的奥波亚兹、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捷克布拉格学派（小组），巴赫金小组（涅韦尔时期、维捷布斯克时期、列宁格勒时期）开始的原因。因为我依稀想起一位女散文家说过的类似的话：一个画家如果只能惟妙惟肖地画出一只苹果，那他只会一文不值，只有通过一只苹果画出一个世界来，才是真正的大师！
按照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他者是自我认识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奥波亚兹、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布拉格学派、巴赫金学派，都是发端于20世纪初俄国和斯拉夫语境下的、由自下而上的美学取代自上而下的美学的一次波澜壮阔的运动的产物，都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合流的宏大潮流的产物。把它们放在一起正是理所必至。记得当年笔者的拙著和同门的一本论述巴赫金的著作被送到出版社后，那位编辑竟然把我们两人的著作合为一本！一个相邻学科的人也想当然地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是一体的！在国际巴赫金研究界，将他们视为一体的观点至今仍不绝于耳。笔者信手拈来一个例子：巴赫金是个“后形式主义者”（постформалист），他“力求克服形式主义者们竭力想要把文学学带入贫乏干燥的解剖学范围以外的阐释学禁忌”[4]。
在本书中，作者把巴赫金放在其所隶属所主导下的巴赫金小组（学派）的学术视野下，对作为一个学派的巴赫金学说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梳理。在这方面，那3部最初冠着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名字出版的著作，和最初冠着卡纳耶夫名字发表的论文，迄今仍被国际巴赫金学研究界称为“有争议文本”，而且，以笔者之见，这是一个注定不可能有确定结果的势必永久持续下去的争论。笔者以为把精力和时间耗费在无谓的争论中那简直不啻于谋人钱财。笔者虽然拙劣，但也仍然不屑为之，不肯为之。笔者以为真正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把这些著作当作是“合作之著”，而这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这种解决办法首先符合巴赫金自己的对话主义。巴赫金自身的“理论自我”也当然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互补中逐渐完善和形成起来的。事实上，在俄国，在知识界在一种俄国特有的“聚议性”支配下知识分子以群体方式探索新知，从中世纪起就成为一种传统。18、19世纪都有一些著名的团体彪炳史册。而在“白银时代”这种由各类知识分子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和团体更是如雨后春笋。事实上，奥波亚兹、布拉格学派也都是这样的团体和学术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