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发展史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屡屡碰撞，从而产生对立、冲突、相交和相融。在科学史上，自然科学曾经一再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提供研究范式。保尔·拉法格记录下了卡尔·马克思关于科学认识论的意义极为深长的一段话：卡尔·马克思“在高等数学中找到辩证运动及其最合乎逻辑而又最简洁的形式。他还以为科学只有达到能够使用数学的境界，才算臻于完美”[1]。
但时代进入21世纪以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以前更加复杂多样了。也许，除自然科学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外，什么时候我们会发现人文科学也对自然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制约了它的研究范式？
在曾经启发了“白银时代”俄国哲学家与思想家们的诸多因素中，来自国外的自然科学新发现的影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时间的转轮把巴赫金学派包括奥波亚兹等的学说送进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场，从而使得这两个学派的学说被再次“语境”化，而与后现代主义发生对话和交流。
那么，后现代主义究竟给国际思想界的舞台带来了哪些变化呢？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学派又有哪些思想与其发生呼应和契合了呢？为什么进入21世纪以来，巴赫金学不但没有稍稍降温，反而呈现出继续走高之势？这是为什么呢？
维克多·厄利希在其名著《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中，针对20世纪初年俄国学术界的氛围曾经这样写道：
到20世纪初一种剧烈的方法论危机开始在各种学术领域里显现。在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人们发现在欧洲理性舞台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有严重缺陷，因而开始对其进行价值的重估。随着实证主义决定论的基本假设被动摇，急剧修正所有科学的逻辑基础开始被提上日程。[2]
而最深刻的变化则发生在各门学科的基础，即最根本的哲学方法论领域。而哲学方法论领域里的根本变化则更多地取决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新发现和新启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学术界不仅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在酝酿着空前伟大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正是它们，奠定了整个科学在20世纪的根本面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牛顿的经典力学而言是一次不言而喻的伟大革命：统治人类思维方式达数百年之久的经典力学的建构轰然一声倒塌了。新的体系当然不会彻底取代旧有的体系，但它却大大革新了人类的意识，为创造性思维开辟了新的空间。自然科学又一次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提供了研究范式。
就是在这样一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合流和交融的时代，在俄国，还贯穿着东方与西方、过去与未来，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朝霞与落日……的斗争和冲突，轰轰烈烈地走上了历史舞台。一个如今已经名闻遐迩的时代——“白银时代”——就是这样被召唤到了历史的现场中来。这是一个政治文化领域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如果用今人的说法，它应该是一次“大爆炸”——革命的精神不仅深入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而且也在审美文化及其他文化领域里全面渗透。一个伟人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勇敢的修正，领导着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党，打破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首先在一国建成的禁律和教条，胜利地领导俄国人民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与政治领域里的领异标新相适应，文化的各个领域里也群星璀璨，星光熠熠。俄国文化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向世界知识界贡献了许许多多的“一级星”，他们的名字足以彪炳史册，光耀全球。
亚·费·洛谢夫——俄苏享誉世界的古希腊罗马美学研究家，著作等身，独步一时。而科甘——当年的巴赫金小组成员、巴赫金本人的终生挚友——的女儿在其所著《那些不属于其时代的人们》（1991）中，记述了鲍·列·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后，亚·费·洛谢夫的一次令人心肺俱裂、痛断肝肠的嚎啕痛哭……这位异性的隔代人用深感震惊和陌生的笔调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