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想以特尼亚诺夫为题，对奥波亚兹的文学史观进行一番介绍和回顾。而这将成为引入巴赫金学派的相应批评的一个契机。我们认为在奥波亚兹与巴赫金学派之间存在的显性和隐性对话，对于文艺学的生长和发育来说是大有教益的。
关于特尼亚诺夫，还是他的同道者什克洛夫斯基的评价最为精辟：“他曾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是一位尚未被人们彻底认识的伟大的理论家。……他懂得矛盾的丰沃多产性。”[72]的确，特尼亚诺夫尽管只活了49岁，但生前即以其丰厚的科研成果而荣任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诗歌语言问题》及其他有关文学史演变问题的著作——超前于他那个时代整整达半个世纪之久，时至今日，仍然焕发着不息的魅力。特尼亚诺夫是奥波亚兹中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国际学术界历来只注重奥波亚兹早期的学术工作，对其中、后期的重大转型或是不甚了了，或是语焉不详，或是讳莫如深，或是不置可否。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中期奥波亚兹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而此时的特尼亚诺夫却“一枝独放耐霜花”。在学派深陷危机之际，他的个人创作却达到了一生的高峰状态，为从溺毙中拯救奥波亚兹这个婴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维克多·厄利希在其名著中指出：托马舍夫斯基和特尼亚诺夫作为新近（1918）加入奥波亚兹的成员，“在主要方面接受了由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逊所阐述的形式主义学说，而后来又在发展和修正这一学说方面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73]。奥波亚兹反对19世纪典型的极端历史主义的方法，把文学研究关注的重心不是放在传统的“起源学”方面，而是放在作品的结构和布局方面。对于他们来说，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不是文学事实是什么，而是作品是由什么以及怎样组构而成的。早期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作品是其所用所有手法的总和”，由于其机械和内容形式二分法而常常遭人诟病，而特尼亚诺夫则采用“系统”及其“功能”说拯救了这个行将溺毙的婴儿。审美系统观的出台导致孤立研究作品技巧的静态研究方法的废止，而代之以风格是一种动态整合原则的创见。这也就意味着，研究特定手法固然重要，但对于文学研究更加重要的，是研究特定手法在特定系统中所行使的功能。特定手法并非只有一种固定的功能，而是由于被组合进不同的系统而开始具有不同的系统功能。功能的确定取决于审美整体，取决于其所处的语境。语境对于界定特定手法的特定功能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而正是语境观的出台，拯救了奥波亚兹的理论学说。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特尼亚诺夫或多或少可以说是奥波亚兹理论著述活动的终结性人物之一。他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形式主义者，始终致力于在不丧失艺术特点的条件下寻求一条从诗学走向文化学的途径。他的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兼论讽刺性模拟理论》（1921）、《诗歌语言问题》（1924）、《论赫列勃尼科夫》、《拟古主义者与普希金》（1926）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兼论讽刺性模拟理论》篇幅虽小，但却能给人以丰富的启发。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讽刺性模拟、风格化插笔以及偶发性议论，是文学嬗变的催化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型长篇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Село Степанчиково）中，对于果戈理《与友人书简选》相关段落既有风格化模拟，也有讽刺性模拟，而后一种模拟成为脱离模拟，走向独创的契机。厄利希指出：“显而易见，由这些敏锐观察所能引导出的伦理原则是：文学史家在其对文学动力学的探索过程中很难对社会生活这一‘邻接性’事实予以漠视。”[74]显然，这样一种观点是对什克洛夫斯基早期那些偏激地否认生活对于艺术的第一性意义的观点的一种重要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