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出版于1929年的成名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诚如某些西方学人所说：在巴赫金之后若想规避巴赫金而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瓦·伊·萨杜罗指出：“巴赫金……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巴赫金使形式主义文艺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得以大大地丰富了，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一大批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146]我们知道，在苏联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某种社会历史原因，曾经一度被戴上“反动作家”的帽子而成为研究中的禁区（原因在于他曾在《群魔》中对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鞭挞。此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著作一样，里面充满了那个时代社会思想斗争的痕迹）。但在如今才重新复现于历史的地平线上的“白银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中，知识界在一定程度上还享有一定自由。这样，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思想上艺术上的重要性，研究他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自主选择，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成为一时风尚。如上所说，“白银时代”俄国思想家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纪之谜展开了密集的研究，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一时之间成为俄国文学研究界的首要问题和讨论的核心。
20世纪苏联大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曾在与丽吉娅·丘科夫斯卡娅的谈话中指出，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那些理论，被时人热捧，而她却觉得一点儿也不稀奇，因为她早在“白银时代”就已从当时的大师维亚·伊万诺夫那里听说了。[147]女诗人这里指的是维亚·伊万诺夫的博士学位论文，据说内容是论证酒神迪奥尼索斯现象与俄国的关系问题的。而从伊万诺夫的下述言论中，我们也依稀听得到后来在巴赫金著作中发出黄钟大吕之声的微妙动机：“和交响乐的创作者一样，他（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者）在长篇小说中应用了音乐中按照主题和对位法发展音乐的方法——作曲家采用变奏和转调引导我们把整部作品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从心理上予以体验和接受。”[148]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也同样认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有其灵感的来源，那就是曾在“白银时代”被尊为大师的维亚·伊万诺夫。据他们说，巴赫金自己也承认“自己受惠于维亚·伊万诺夫。特别是其论文集《犁与界》和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1911）。伊万诺夫将认识论和宗教真理本质论问题转化为交往问题，于巴赫金是”“心有戚戚”也。后来的巴赫金将交往和对话作为其认识论的核心问题。[149]当代俄国文艺学界也同样认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与维亚·伊万诺夫有关。卡扎尔金（А.П.Казаркин）就认为维亚·伊万诺夫的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悲剧小说》的确影响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观。[150]
在复调小说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巴赫金一度曾受到影响的俄国固有的聚议性（соборность）理念，也同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聚议性意为“集体”和“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巴赫金所隶属于其中的“复活”团体“寻求一个理想的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个体都将自由发展，没有绝对的权威，但所有人都感到彼此相连——这如同是把巴赫金式的复调或杂语转化成了社会形态。”[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