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奥波亚兹在其产生之初，曾经把语言划分为（日常）实用语言和诗歌语言两类。他们丝毫也感觉不到这种划分必须要有所依据的问题。但巴赫金和巴赫金小组成员并不认同这种划分。虽然奥波亚兹后来自动放弃了这种划分假说，但真正更正这种错误的，却非巴赫金小组莫属。巴赫金自己和沃洛希诺夫都曾探讨了非文学类话语的各种形式，后来巴赫金又在写作《言语体裁问题》时，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巴赫金小组认为，如果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框架，则日常生活领域必然会受到轻视。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的许多著作都涉及非文学陈述的各类形式问题，而巴赫金自己后来还特意写作了《言语体裁问题》。按照巴赫金小组的观点，形式主义理论忽略了日常生活领域，如果说日常生活语言是自动化了的，那么，它也就很难成为活力的焦点和社会以及个人创造力的焦点。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者和他们的同道者未来派来说，日常生活世界（быт）是僵死的、自动化的，实质上是无意识的，因而也就是非创造性的。他们都为一种波西米亚浪漫主义气质所吸引，而喜欢“给社会趣味以一记耳光”，喜欢开头和结尾要有戏剧性的转折，喜欢攻击障碍，没有回应的爱和受伤的感情，启示录式的时代和历史的跳跃。而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世俗生活（быт）。马雅可夫斯基在其自杀诗中写道：“爱的小舟撞碎在日常生活的磨石上了。”与之相反，巴赫金却是从那些最具有日常生活性的作家，从最普通的话语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对于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来说，日常生活是一个常在的生活领域，也是所有社会变革和个人创造性的来源。散文才是真正最有意思的，日常生活领域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散文的创造性一般说来很慢，往往是从很小的范围内滋生的，有时甚至很难察觉。正因为此我们往往未能觉察到它，还以为创新应该来自别的方面。但实际上创新来自于无以数计的很小很小的变化，往往如“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我们之所以难以察觉就因为它们太为我们所熟知了。
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指出，迄今还没有一部涉及语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并声称此书系第一部，它将涉及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语言思维的基本倾向以及“这一思维在具体的语言学问题方面赖以依存的方法论的基本点”。作者指出语言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活动。语言既是一种意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作为一种意识心理现象，它并非纯粹主观的活动，而是意识形态创作的特殊物质活动。在语言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一个节点，在此之前，语言学领域还处在“前辩证机械唯物主义”阶段，是机械论的因果范畴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在这个领域里，还充斥着经验论的实证主义和对“事实”的非辩证理解的崇拜，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还几乎未渗入到这些领域。因此之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也就无法对文艺学领域施加其重大影响力。实际上，语言哲学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以及我们的舆论界广泛关心的一系列最重要方面”（即文艺学和心理学问题）。与此同时，“可以说，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在话语的标志下，正在兴起，而且这一新的西方哲学思潮才刚刚开始。”[6]也正因为此，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严肃回答在语言学领域里产生的迫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