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沃洛希诺夫论超语言学和“他人言语”
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作为巴赫金学派的基本著作之一，不仅参与了巴赫金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而且，理论上也和与整个20世纪相始终的、由俄国形式主义开启的多元本体论文艺学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在巴赫金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并非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两人的基本著作，奠定了巴赫金学派思想的基础，成为我们最终走进巴赫金学派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
如前所述，话语是巴赫金学派撬动世界的杠杆，也是其理论由以出发的最初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如果按照时间顺序说，则并非直接导源于巴赫金，而是导源于巴赫金小组重要成员之一的沃洛希诺夫。这里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在于，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都采用混合而又微妙的非文学话语取代了此前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的诗歌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的无效的、非科学性的划分，但仍然把话语作为其研究的起点和主要对象。什克洛夫斯基曾经把诗歌语言界定为陌生化的和非自动化的，而把日常生活语言的特征，归纳为自动化的和熟悉的，这种划分难免有机械的嫌疑。
事实上，如果按照经典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表述（他的表述常常在逻辑上很不严密），风格其实是他们无力解决的问题。因为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说法，作家的个人风格在文学中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因为作家所做的一切工作，无非就是“各种”现成的“手法”的组合，犹如厨师烹饪时需要用到的调料一样。给菜肴以味道的，无非是各种调料的不同组合而已。作家的任务不是创造自己的独特风格，而是如何把既有的风格和手法组合起来，以适应读者变化中的不同口味。所以，一部作品的产生，与其说是作家的创作劳动使然，倒不如说是传统这棵“老树”上结出的“新果”而已。因此，什克洛夫斯基才会断言：不是“他”在写书，而是时代借他的手在写书。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采用这样一种视角，则传统与个人才能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俄国形式主义者来说，注定会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风格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在构成上，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而且，归根结底是作家主体精神的外现的产物。风格即个人才能的标记，或不怕重复老话：风格即人。但在风格构成中，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与巴赫金的成名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问世于同一年（1929），其第3编和最后一部分和巴赫金的著作探讨了相似的内容，但其入思的角度和理论意识的广度却比巴赫金更广。沃洛希诺夫的写作意图是把对待语言的对话方法与历史辩证法联系起来，在理论表述上与巴赫金可以说是如响斯应，琴瑟和谐。[1]实际上，在最初阶段上，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的关系毋宁说是“双向的”（mutual），而且，巴赫金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部分即以沃洛希诺夫早期的贡献为基础而形成的——加里·索尔·莫森和加里尔·埃默森如是说。
值得注意的是，沃洛希诺夫对于超语言学现象的评价，不同于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同样也把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意识形态进行了简要的分期：“专制主义的教条主义”、“唯理论教条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个人主义”、“相对主义个人主义”。以上4个时期都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相关联，因此而暗示还有第5个时期，这就是由1917年俄国革命所开创的未予以命名的时期。而巴赫金肯定会对时期的这样一种划分表示异议的。其次，巴赫金肯定对各个时期和语言的均质化表示不满。沃洛希诺夫为采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语言学所提供的论据，也是十分简陋的。但他的阐述不像巴赫金那么复杂深奥，而且还包含着许多富于创造性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