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第二节 语言哲学中的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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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还有，就是沃洛希诺夫也和后来的巴赫金一样，直接把传统语言学的对象——古代文献、书面语体——说成是“完成的独白型表述”，这在巴赫金学派理论著述中的意义，自然无需我在此絮叨。沃洛希诺夫指出：“要知道，独白型表述是已经抽象化了的，确实，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抽象化。”任何一个独白型表述，也包括书面文献，都是言语交际不可分割的一个成分。任何表述和完成型的书面语，都在回答着什么，针对着某个回答。它只是整个言语活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任何一种文献都在继续着前人的劳动，与他们争辩，等待着积极的回答，预料着回答等等。这显然已经渗透着巴赫金的对话思维的特征了。总之，语言学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以人类语言活动的整体为对象，而不是仅仅在其某一部分的基础上建立其科学大厦。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把书面语看成仿佛是一个“有独立意义的孤立整体，而且与它对应的并不是积极的意识形态概念，而是完全消极的概念”。传统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和范畴，就是在这种孤立的独白型表述的基础上形成的。总而言之，历来的语言学家所研究的，都是死语言，是和他格格不入的语言。死语言所反映的，压根就不是使用该语言的说话者的语言意识。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的概念，是虚假的概念。语言学思维中的语言，就是这种僵死的书面语体的他人语言。而这种僵死的语言成了语言思维的最终现实和出发点。以往的语言学不是以研究为目的，而是以教学为目的：“不是思索语言，而是教授研究过的语言。”[48]这种语言学的第二个基本任务，是把教授研究过的语言编纂成符合学校教学目的的材料——按照语音、语法、词汇的系统。

无论语言学家的文化历史面貌在各国有多大差异，语文学家都是他人的“秘密”书面语和话语的破译者，是破译或继承传统的老师和翻译。最初的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都是祭司。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典籍和传说，对于外行而言，都不啻于一种外来语和不懂的东西。祭司的任务就是破译这些祭神的语言的秘密。最古老的语言哲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吠陀的词语学、古代希腊思想家关于逻各斯的学说以及圣经的语言哲学等，都是这样。

把外来语拿来解释语言本身的奥秘，并且断言如果没有费解的外来言语、外来语言的词汇的话，如果任何一个民族都只知道其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这样的民族任何时候也创造不出来如《圣经》那样的哲理诗句。外来语或他人话语在沃洛希诺夫的著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个概念对于巴赫金本人来说，有两点重要的启发：一是它启发了巴赫金关于复调的思想，至少这种思想是与复调理论相互呼应的；二是它也是巴赫金边缘认识论的理论原点之一。认识产生于边缘地带，产生于与他者交界之处，因为唯有在这样的地方，一个人才能站在他者的立场上反观自身，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来。他者的眼光是认识求真的充足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