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洛希诺夫在此谈及巴赫金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是理解？什么是人文科学所说的理解？理解并不是指对于符号自身一致性的认识，而是指对于符号特殊变化性的认识。人文科学的理解的对象不是“同一”，而是指符号在特定语境和情境中的定位。理解不是指主观符合客观，而是具有双主体性。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理解者的语言意识实际上是存在于生动的言语活动中，与语言规则一致的抽象的形式体系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在使用该语言形式可能出现的语境的综合意义上，与语言—言语密切相关。”[41]说话者的言语意识，其实，与语言形式本身，与语言本身，根本没有关系。对于说话者而言，语言形式仅仅存在于一定表述的语境中，因此，只存在于一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42]“一般情况下，语言的正确性标准是由纯意识形态的标准所取代的；表述的正确性是由该表述的真实性或虚假性，它的高雅性或庸俗性等所取代的。”[4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沃洛希诺夫否定了语言自身法则在其中可能起到任何作用。因此可以说，这里已经隐含着对于抽象客观主义即索绪尔学派的批判立场。接下来沃洛希诺夫更明确地指出，“语言与意识形态内容的分离，是抽象客观主义最大的错误之一”。[44]原因在于：语言作为规则一致的形式体系，根本不是语言存在的真正方式。索绪尔学派的理论是通过抽象化途径得到的，它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任何一种抽象要成为合理的，就应该符合于任何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的目的。”[45]其次，索绪尔等人的理论是“以研究书面记载的僵化的他人言语，作为实践和理论目的的”。而且，这种思维定向，还支配着欧洲世界和整个语言学思维。“这一思维在书面语的尸体上形成并且成熟；在复活这些尸体的过程中，产生出这一思维几乎全部的基本概念、基本立场和习惯。”[46]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语文学主义，是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语言学家们的支持下产生的，他们包括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们，还包括古罗马希腊人和印度人。“我们可以直率地说：何时何地产生了语言的需求，何时何地就出现语言学。语文学的需求产生了语言学，是它的摇篮，并且把语文学的竖笛插入其中。这根竖笛应该唤醒死睡的。然而为了在活的言语不断形成之中掌握它，只有声音是不够的。”[47]在此，沃洛希诺夫还援引了马尔院士指斥语言学“仅仅依靠书面语形式”这种死语言，传统语言学不善于从人类语言学的角度来接受活的语言及其无限自由的创作变化的言论。语言学是语文学地道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