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哲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论哲学，由此产生出她的另外一个更为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始终想要把伦理学与美学、价值论与认识论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两者之间始终都泾渭分明，界限严格。俄国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人，都无不是这种特征的体现者。但也许在俄国哲学史上，将伦理学与美学真正完美有机地结合和统一在一起的，则非巴赫金莫属。
按照传统理论，艺术与生活是分立的两个各自独立的领域，二者之间除了前者反映后者这一种关系外，不可能有任何相互之间的渗透和交流。当然，艺术反过来也可以影响生活塑造生活，即为生活提供崇高的理想和理念。例如，19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问世后，很快便有许多年轻人以书中人物的行为范式为榜样，过起了追求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生活。但即便是这种艺术不但反映生活，而且也会反过来影响生活并塑造生活的观点，实际上也是以两者各自的分立为前提的。 而巴赫金却独辟蹊径，他倡言：艺术与生活虽然不是“一回事”，但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的活动，因此应该能够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这也就是说，将相互分立的艺术与生活统一起来的，是人和人的存在。这样一来，巴赫金便以小小一篇短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哲学根本问题之一，那就是“自我”与“他者”（即社会）的核心问题。
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巴赫金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有所交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同时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试想，人从一生下来，假如就与社会和人群隔绝，那该会是个什么情形呢？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所学到的知识，是人类在数百万年的文明进化道路上所获得的群体记忆，学习这些成果就可以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我们的衣食住行处处都离不开人类迄今以来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抛开它们，我们就会重新回到穴居野处、刀耕火种的时代。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产物，这是毫无疑问的和不容置疑的。既然如此，研究人和社会的关系，研究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道德哲学必然不可能予以回避的问题了。
巴赫金关于道德哲学的论著，写作于20世纪20年代，发表却已是作者本人已驾鹤西行后的事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巴赫金一生的创作中，被称为“中期”。巴赫金此期的著作都带有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性质，涉及人文学科的广泛领域，其中包括美学、文化创造的本质、主体间生活的本体论、生活世界（围绕着人的事业和行为建构的现象学）、人际伦理学、社会文化生活中价值建构的过程、抽象形式化理性批判等。如果加上20世纪20年代末的创作，则巴赫金的著作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社会理论家的形象，他探讨了语言、文化和自我的对话本质及其永不完结和开放性质问题，以及伦理学与应答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问题等。巴赫金在人文学科领域里作出了极其重大的学术贡献。[4]
如果从主题入手设问，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巴赫金属于终生专心致志研究同一主题的作家或思想家，而这贯穿一生的同一主题就是“我”（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巴赫金一生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提出同一个问题，并在为同一个问题寻求着答案。巴赫金究竟寻找到答案没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巴赫金的探索究竟给人类提供了哪些新的视角和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