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话：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
巴赫金学派与奥波亚兹是一种共生现象，这从他们各自宣扬的既对立又交叉的哲学命题就可窥见一二。奥波亚兹等人回避现成的哲学命题，一切以现象本身为出发点自许，但什克洛夫斯基的“城堡上空旗帜的颜色”一语，尽管诉诸于比喻的说法，但其哲理性自是不言自明不容抹杀的。恐怕正是针对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类似说法和文坛的类似现象，巴赫金才写了《艺术与责任》这篇篇幅十分短小的文章。文章虽短小，意义却不可低估：可以说巴赫金有关第一哲学即道德哲学的核心命题，在这篇小文章里，便已初显端倪。可以说这篇小文是巴赫金道德哲学起飞的跳板和哲学之石。巴赫金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写道：
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1]
在巴赫金初出茅庐写的这篇短文中，这位未来的思想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与什克洛夫斯基等人截然相反的观点：艺术与生活固然不是一回事，但却并非相互无关，而是密切相关，而且它们彼此之间都应该通过话语和自我，通过行为的主体和话语的主体，而彼此为对方承担起责任来。奥波亚兹不是宣扬文艺学的主体性吗？宣扬什么艺术不必对生活承担什么许诺吗？而巴赫金刚一出场，就与之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不稍假借。这一口号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犹如旷野呼告，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慨。更有甚者的是，这句话俨然正是针对什克洛夫斯基的“旗帜之颜色”说而发，两者犹如出语与对句。按照巴赫金的观点，要克服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这两重世界间的分离和分立，只有在个人负责任的行为中才有可能。你不是说艺术与生活无关吗？我偏偏要告诉你：非也，艺术与生活不但相关，而且可以说艺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二者都是人的语言行为或言语活动，因此作为语言行为和言语活动之主体的人，应当为二者担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来。按照卡特琳娜·克拉克与迈克尔·霍奎斯特的说法，巴赫金“早期的著述最明白地表述了他为之鞠躬尽瘁的那桩事业，这就是把他的对话主义构造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2]。巴赫金写道：
是什么保证个人身上诸因素间的内在联系呢？只能是统一的责任。对我从艺术中所体验所理解的东西，我必须以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使体验理解所得不至于在生活中无所作为。但与责任相联系的还有过失，生活与艺术，不仅应当相互承担责任，还要相互承担过失。诗人必须明白，生活庸俗而平淡，是他的诗之过失；而生活之人则应知道，艺术徒劳无功，过失在于他对生活课题缺乏严格的要求和认真的态度。个人应该全面承担起责任来：个人的一切因素不仅要纳入到他生活的时间系列里，而且要在过失与责任的统一中相互渗透。[3]
生活与艺术要相互承担起责任来，但其主体都是人。总之，作为人的活动，人必须为二者担负责任。不是艺术与生活无关，而是二者都必须在作为主体的人那里得到统一。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提出这样一个把生活与艺术、把认识论与伦理学连接起来的论断的巴赫金，在此将其表现为俄国固有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因为在以注重认识论为特点的西方哲学思想中，价值论和世界观注定难以成为哲学的主体理论。而唯有在俄国哲学中，出现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景观，那就是不重认识论而重价值观，不重理性而重视非理性，不重理性分析而重直觉顿悟……等显著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