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见，沃洛希诺夫对于符号概念是有所增益的。有一点确信无疑，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远比后来各类结构主义者以及符号学家们的用法更加“灵活好用”。而对于巴赫金来说，符号依然与整个理论框架贴得很近。
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内部感受和外部感受都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提供保障的，即“内部心理的现实即符号的现实。在符号材料之外没有心理。……所以把内部心理作为一个物体来分析是不行的，而只能作为符号来理解和解释”[119]。正如他所说，语法和修辞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因而他主张这个处于内部感受和外部感受之间的完整的系列，都是符号化的，都使我们有可能对之采用同样方式进行客观分析。
伴随符号的出现，也一并出现了解码行为。但在这个问题上，沃洛希诺夫与巴赫金有着显著的差别。巴赫金很少表现出对符号有什么兴趣。并且几乎根本就对代码不感冒（除了诸如扁平化、归纳或“被杀死的上下文”这样负面的例证以外）。的确，巴赫金甚至从不使用符号这个词。而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符号为社会对于个人的终极优先权提供了保障，使得他可以把个人变化与辩证的历史联系起来。而这同样也赋予他以一种完全适度翻译的工具，而“完美翻译”这又是巴赫金终其一生都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题目。
沃洛希诺夫认为符号是一个系统。而对于巴赫金来说，常例在心理中，也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最好是一个规划。对于巴赫金来说，完全和整合是一辈子的而且永不完结的任务。而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此类观念多多少少是没有问题的。沃洛希诺夫把个性的形成过程描述为一个持续不断地针对渗透在意识中的“意识形态主题”的加工过程。在《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这篇纲领性论文中，沃洛希诺夫写道：诗人的风格是在内部言语中形成的。“诗人的风格不是在臣服于监督他的内部言语风格中产生，后者是他的全部社会生活的产物。”[120]而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他同样写道：“个人根本就得不到现成的语言，他们参加到言语交际的这一流动中来，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意识只有在这一流动中才能首先得以实现。”[121]反省的行为本身，是在外部社会话语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这是一种自我观察，自己与自己的交流，是“一个人对内部符号的理解”。而巴赫金却把心理看作是一个人对于自我身份的伦理学追求和责任感，并且为那样一些自我实现的条件而感到惊讶，因为这些条件永远也无法具备。巴赫金以其自己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理解，持续不断地检验着自己的追求，这种追求引导着他采用各种临时的决断来进行试验。
巴赫金一直都未能消除对于自我表现的可能性的怀疑。这是他著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之一，从早期对于Я-для-меня（I-for-myself）到Я-для-другого（I-for-another），再到晚期有关知觉剩余和“纯自我表现”的理念，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所有意识现象的表现性”似乎已使得这个问题变得透明无比，甚至可以认为这个问题已然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