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索·比勃列尔（俄国有关巴赫金的第1部研究著作《米·米·巴赫金或文化诗学》的作者）指出：“当然，如果从巴赫金那里只取‘对话’这一个词而您却未能察觉被连接为一体的概念的全部体系，也未能察觉巴赫金这一对话概念在所有人文思维领域里所发挥的改造性作用的话，如果我们对这一概念在上述每个领域里的变化视而不见（要知道每个这样的领域在注入了巴赫金的概念以后都会焕然一新，生动活泼、整饬有序）——如果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未能察觉的话，那么‘对话’概念就会是一句空话，成为一个很容易就能被从该术语的任何词组中删除的空洞的词。”比勃列尔认为研究者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出巴赫金思想“完整的核心”和“不可再加以分割的核心”，或不如说是所有细节赖以从中发酵的酵母。[117]这段话启发我们启程去寻找巴赫金学派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何种钥匙。
在巴赫金笔下，“散文”（prosaics）具有“散漫”、“平凡的”、“平淡无奇的”等含义。巴赫金用它来表示一种无法从中抽象出规律、法则的事实和现象。俄文中用于此意的“散文”（проза）和中文并不对应，而它的上述原文引申义常常被忽略。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自然科学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现象或事实。人文学科必须有自己对待研究对象的方法。“文本是任何人文学科的第一性实体（现实）和出发点。”“对人及其生活（劳动、斗争等等），除了通过他已创造或正创造的符号文本之外，是否还能找到别的什么途径去接近和研究呢？是否可以把人当作自然现象、当作物来观察和研究呢？”[118]这就是巴赫金在起步之际向我们提出的核心问题。
19世纪的别林斯基曾经以为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不同：一采用逻辑和抽象思维，二则采用形象思维，但二者有着同一个研究对象（现实生活和自然）。
21世纪人文学科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巴赫金答道：毫无疑问，是理解的问题。“自然界没有任何一个现象有‘意义’，只有符号（其中包括语词）才有意义。所以研究任何符号，不管这种研究的取向如何，都必然始于理解。”[119]这无疑是古老的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但同时也是最令人困惑并且迄今没有确切解答的问题。巴赫金进而指出：“无处不是实际的或可能的文本和对文本的理解。研究变成为询问和谈话，即变成对话。对自然界我们不会去询问，自然界也不会对我们应答；我们只能对自己提出问题，以一定方式组织观察或实现。以此获得回答。而在研究人的时候，我们是到处寻找和发现符号，力求理解它们的意义。”[120]
维克多·厄利希早在其名著中就曾指出：“人们公认自然科学家寻求对所研究对象的因果解释，而人文科学家的目标却在于“理解”（comprehension），即对所研究对象的一种直觉性重建。”[121]我们人类习惯于向自然科学要求定理、法则和规律，因为它们都可以在自然现象里得到重复和印证。因此，法则和规律是超时代的“公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和法则不可能是个性化的——说规律和法则是个性化的乃是一个荒唐的悖论。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思维习惯是如何不适应对于文化的理解。因此，也许不是人文学科应该向自然科学学习和借鉴方法，倒是应该反过来：自然科学向人文学科借鉴和学习其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