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进而写道：
超视（又译“视觉剩余”（Избыток видения——笔者）犹如蓓蕾，其中酝酿着形式，从蓓蕾中定会绽开花朵，这就是形式。但为使这一蓓蕾真的绽开成为花朵，即起完成作用的形式，必须由我的超视去补足被观照他人的视野，同时又不失去其特殊性。[77]
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同时也是其话语认识论的基础。人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纠正自己的视觉误差，才能获得对于真相的真知。也许，西方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伽达默尔的“视域的融合”大概也是受到巴赫金学派的启发吧！如其不然，则我们只能说这是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殊途同归现象，即不同民族背景下的思想家经由不同路径走到同一个共识上来。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巴赫金其实也采用了同样的视角对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关系、作品和读者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这些我们在适当时机会会回头再谈的。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对于巴赫金的话语认识论而言，认识主体的外位性乃是取得认识的充足必要条件。这颇有点像12世纪中国诗人苏轼所描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换言之，所谓“外”者，正是内的“镜像”而已。且看巴赫金的相关论述：
“外位性（空间上的、时间上的、民族的）具有的根本的优越性。不可把理解视为移情，视为把自己摆到他人的位置上（即丧失自己的位置）。这样做只能涉及理解的一些表面因素。不可把理解视为将他人语言译成自己的语言。”[78]“审美上起完成作用的全部因素，相对于主人公本人而言，具有价值上的外位性，它们在主人公自我意识中不是有机的成分，它们不参与内心的生活世界，即不参与在作者身外的主人公世界。”[79]“伦理和审美的客观化，需要在自身之外占据一个强有力的支点，需要某种真正实有的力量，靠它我才能把自己视为他人。”[80]“一个人在审美上绝对需要一个他人，需要他人的观照、记忆、集中和整合的能动性。唯有他人的这一能动性，才能创造出外形完整的个人；如果他人不去创造，这个人就不会存在，因为审美的记忆是能动的，它能在一个新的存在层面上首次塑造出一个外形之人。”[81]“这里有一个对我们十分重要的情况是毋庸置疑的：在我唯一生活的封闭整体中，在我生活的实际视野中，现实而具体地从价值上体验具体个人，会带有双重性；我和他人是在不同的观照和评价层面上活动的（实际而具体的评价，不是抽象的评价）。要想把我和他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层面上去，我应该在价值上外位于自己的生活，并视自己为他人中之一员。”[82]“事件的效能不在于把所有人融成一体，而在于强化自身的外位性和不可融合性，在于利用自己外位于他人的唯一位置所提供的优势。”[83]“存在的全部实有性，请求、希望、要求我努力处于存在的外位立场，而这个外位积极性要实现自己，应该通过充分肯定存在，是在涵义之外来肯定，单为存在而肯定存在，就在这一肯定行为中，实有存在的柔弱的被动和天真都变成了美。”[84]
需要指出的是，外位性的原理，不但对于自我的界定是必要的条件，其实，也是指导我们一般认识的充足和必要的条件。这也就是说，外位性不仅适用于自我，也适用于历史和文化本体的建构。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这部未完成却与《论行为哲学》有着密切关系的著作中，巴赫金抽丝剥茧一般对这一认识论原理做了详尽无遗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