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主义理论引出的第一个主角是差异，而第二个主角便是他者。在独白主义意识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里，社会体制呈现为一体化格局，他者不仅得不到承认，反而受到刻意的压制和排挤。苏联时期的俄国文化更是独重集体的文化，个人在其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按照巴赫金的理论，他者是自我形成个人意识的先决条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里，主人公的内心独白里充满了他者的意识，这充分说明个人意识是在以他者为价值参照系的条件下形成的。他者成为主体认识中一个必要而又充分的条件。我对我的认识，也离不开他人的视野：他人是对我进行界定的必要和充足的条件。这个道理说起来也简单，但奇怪的是，由此演化出来的哲学学说，却又是那么复杂繁难而又令人费解。但这也不值得惊奇，因为世上有许多事物，的确是从最简单的事物发展而来：多少美妙无比的音乐作品起源于那12个乐音；多少美妙的诗章却是由26个或33个字母组合而成！这也是一种辩证法：简单复杂就是如此纠缠在一起，令人难以遽然决断。
巴赫金的对话认识论，起源于一个最最简单的情境：即当两人面面相对时。“对于巴赫金来说对话最原始的形式就是面对面相会或‘两两相对’……”[67]洛特曼也指出巴赫金理论的这一出发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说：艺术交际在当代科学中真的占据着一个核心地位。“而米·米·巴赫金则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巴赫金谈到艺术交际活动至少要有两个人参加。所以，“视觉剩余”问题也就谈到了）[68]这一情形给我们的启示是：也许，具有革命性颠覆意义的宏大理论，也许并非总是从宏大叙事中产生，反而有可能从日常生活情境中获得深刻而重要的启示。“魔鬼藏身于细节之中”乎？
巴赫金指出：“……我们指的是对行为的意识作出有效的具体的评价，指的是评价这种行为；这种评价行为的根据，不能到理论体系中去找，而要到唯一的具体的独一无二的现实中去找。……生活中存在原则上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两个价值中心，即自我的中心和他人的中心；一切具体的生活要素都围绕这两个中心配置和分布。内容不变的同一个事物，生活的同一个要素，视其同我或同他人相联系而获得不同的价值。生活统一的完整世界，视其同我或同他人相联系而获得完全不同的情感意志语调，在自己最积极最重要的含义中都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这并不破坏世界在含义上的统一性，却可使含义的统一性提高到事件的唯一性。”[69]“……他人是从自身出发而被我发现的，我则是从自我出发的独一无二的我，我原则上就置身于建构之外。我只是作为观照者参与其间，但这种观照是观照者置身于观照对象之外的有效而能动的观照。受到审美观照之人的唯一性，从原则上就不可能成为我的唯一性。审美活动是一种专门的客观化的参与，从审美建构的内部出发，不可能进入到行为主体的世界里去，这个世界处于客观化审美观照的视野之外。”[70]
洛特曼对于巴赫金关于对话的思想十分推崇。并且，他从这一理论出发，甚至得出了比巴赫金更加激进的结论：从母亲与婴儿的对话，洛特曼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话先于语言，而非语言先于对话。“出现了一个情景，双方被卷入交际过程中，于是产生了语言。”
……这样一来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婴儿在模仿母亲的表情。他以自己的手段模仿着，也就是说，婴儿原来是个翻译者。他把别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而母亲也从自己这方面在把婴儿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便是一个复杂的符号学情景，它有双重通道，有一个原则上重要的以他人话语为指归的定向，它力求把别人的话语纳入自己的语言中去，以此创造出一种对话。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说以这一实验证实了巴赫金的思想。[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