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研究界也有把“对话主义”（dialogism）称为“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的。“这些思考产生了一种语言哲学，巴赫金称为‘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cs），本书则称为‘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它从对话的角度……全力关注差异、多样性和异己性……”[65]但是，实际上笔者认为在巴赫金笔下，“超语言学”具有特定内涵，有关它的讨论，上文我们已经略有叙述。下文中笔者仍会在适当场合予以申述。
毫无疑问，对话理论或曰对话主义（диалогизм）是巴赫金理论的核心，讨论巴赫金不能不从这一理论的探讨起步。对对话理论或对话主义的最早表述，见于巴赫金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的学术处女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和与沃洛希诺夫合作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应当指出，尽管第1部著作后来作者亲自根据时势作了修订，但从对话理论角度看，则此书的20世纪60年代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远不如初版好，因为作者在后者中更像是想要把自己限定在狭隘的诗学范畴里，而不像初版那样，流露出一种雄心勃勃建立对话主义理论的抱负。在哲理性上，此书的初版也远胜于后来的版本。由此可见，正如两次涉足于一条河这一悖论里，不但“河”已不是“同一条河”，而且，就连“人”也非复“旧我”。这部书出版与修订版的区别，恰好印证了它们所处的时代精神的不同。前者是一个思想飞扬、知识分子意气风发、创造力如火山迸发的时代，后者却产生于一个真正的文艺学处于被迫沉默和失语状态的时代。前者中作者可以大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对一个伟大的经典作家作出骇世惊俗的阐释，为“白银时代”的时代精神张目，而后者却胆怯地匍匐在狭隘的“诗学”的专门字眼下，对于哲学的彼岸竟不敢投以一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指出：“如此看来，对话关系是超出语言学领域的关系。但同时，它又决不能脱离开言语这个领域，也就是不能脱离开作为某一具体整体的语言。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不过语言学仅仅研究‘语言’本身，研究语言普遍特有的逻辑：这里的语言，仅仅为对话交际提供了可能性。而对于对话关系本身，语言学却向来是抛开不问的。这种对话关系存在于话语领域之中，因为话语就其本质来说便具有对话的性质。所以，应该由超出语言学而另有自己独立对象和任务的超语言学，来研究对话关系。”[66]巴赫金继而列举了“超语言学”所应研究的现象：对话关系、仿格体（模仿风格体）、讽拟体（讽刺性模拟体）、故事体、对话体和双声话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