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本质问题几乎是所有哲学家都会探讨的问题，而巴赫金也不例外。但和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巴赫金……所构造的语言哲学，不仅可以直接应用于语言学和文体学，而且可以用来研究最切近的日常生活问题。实际上，这是存在主义的语文学。”[61]巴赫金的语言观是在与其他两种语言观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是以克罗齐为代表的个体主义语言观，一种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前者主张“我占有意义”。“我的自我作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者拥有意义，这一意义同我的语言的存在紧密相关。”后者认为“没有人占有意义”，传统认识论所谓的“在场”是一种假设。上帝之死意味着意义的消亡。“巴赫金所持的立场是‘我们占有意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占有，我们至少能够借用意义。”[62]这3种语言观各自以不同的语义空间为前提：在个体主义那里，这个空间在内心；对于解构主义来说，这个空间总在别处；而依照巴赫金，这个空间则在彼此之间。这个“彼此之间”不仅说明意义总需要分享，而且说明了多重性和斗争性是巴赫金杂语式的语言观的特征。
巴赫金这种青睐杂语性和斗争性的语言观，对于我们理解其对话观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话或如1929年著作中所说之“对话体语词”（dialogicword）是巴赫金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巴赫金心目中的“对话”一词远比“谈话”（talk）意义深远。巴赫金感兴趣的不是几个人在屋里进行的那种亲密的交谈，而是关注这样一种理念，即一个语词（话语亦然）包含着相互分离、相互极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成分这样一种话语现象，上文所说的“一语双声”现象即其著例。也许，要想说明巴赫金心目中的对话概念，最好的理论是沃洛希诺夫的“他人言语”概念。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所有这些“超语言学”现象（指仿格体、讽拟体、双声语等）……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这里的语言具有双重的指向——既针对言语的内容而发（这一点同一般的语言是一致的），又针对另一个语言（即他人的话语）而发。倘如我们不知道存在着这第二者——他人语言，竟然把仿格体或讽拟体当作普通的语言（即仅仅指向讲话内容的语言），那么我们便理解不了这些现象的实质。”[63]
一个话语语词越是被经常地使用，在言语行为中，其意义便越丰富丰盈和充实饱满。话语就其本质而言永远都在抵抗同一化和独白化，而此二者都导向死亡和僵化。这样理解的对话变成了一种创造过程的模式。意识的健康的发展和成长是伴随着与其他声音、个性或世界观的交往和交流过程进行的。到写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时代，巴赫金已经确认最理想的说明对话本质的媒介，是话语。而对话恰好表征着共同存在和不同主体间不间断的关联，标志着一个具有跨主体间性的事件。
巴赫金的研究思路是从对话主义语言观入手，进而探索人类生存的对话本质问题的。“从20年代中期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巴赫金把散文学主要放在既在生活也在文学中的语言使用的对话特点下进行考察，他断言各种文化形式（尤其是长篇小说）对于日常生活言语体裁和习惯语的吸收，可以有助于把人类意识转化成为更开放、更具有自反性的和对话的方向。”[64]所以，在有关对话主义的专节里，从对话语言观出发也就顺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