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巴赫金传记的作者们曾这样写道：
巴赫金突出了在场/不在场的对立关系及其重要价值，这同索绪尔以来语言学或文学理论中的结构主义方法遥相呼应。但二者之间仍有重大差别，结构主义本质上倾向于机械论或心灵论，巴赫金则偏爱有机的观点。他推崇行动、历史、现实以及开放的对话，与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封闭的辩证法恰好相反。辩证的或分解的思维向来被当作普遍的准则，巴赫金完成了巨大的飞跃，从这种思维迈向对话的或相互联系的思维。[57]
这段话虽然是专门针对结构主义与巴赫金思想的差异来谈的，但对于我们理解巴赫金的思想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美学可以称为差异论美学（陌生化即产生于对比和差异中）的话，而独对差异万分青睐的巴赫金则有权被看作是奥波亚兹思想的传人。奥波亚兹从差异中见出陌生的所以然之故，而巴赫金则从差异中看出对话的必要性，因为“归根结蒂，对话指并存的差异之间的交流。”差异还是现代哲学思想的首要问题。[58]
巴赫金提出的难题之一是，既要避免从包罗万象的“一”出发进行思维，同时又要避免将一切事物划为一连串的二元对立。不要辩证法的“非此/即彼”，而要对话主义的“既/又”。巴赫金思想的灵魂是把存在看作永不休止的行动，看作巨大的活力，在自身所驱使的各种力量之下，永远处于创生过程中。这种活力可以被看作离心力与向心力彼此不断搏斗而形成的引力场。离心力使事物彼此相异、分离、区分，向心力则使事物相聚、统合，同一。离心力促发运动、变易和历史；这种力渴求变化和新生活。向心力导致静止，抵制变易，憎恶历史，企望绝对的死寂。[59]
这里需要加以密切关注的一点，是虽然结构主义和巴赫金学派都对事物的二元对立性质加以关注，但其出发点和初衷却截然不同。一般说结构主义关注事物的二元对立性质，目的是为了找出事物背后的本质特征和基础（因而是一种本质主义或基础主义）。巴赫金关注事物的二元对立性质，却是意在表明：一切在变化之中，一切在生灭之中。巴赫金在临终之际请人复述了《十日谈》里一个恶棍被封圣的故事。这个故事所能引出的道德教训，是一个“一直使形而上学困惑苦恼”的状态：“一切都没有完结，没有终极的定论，没有所有人都无一例外都要接受的、穷尽了一切可能性的终极解释。”我们的无知乃是构成对话主义的前提。再完美的思想体系也会有裂隙和漏洞。“巴赫金对命定的不确定性感到欣喜，他称之为一条不断拓展的道路，永远没有死亡的终点。对话主义就是关于这种交流的形而上学（ametaphysicsoftheloophole）。”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是开放性的，因为他坚持认为人们在对话中能够创造出意义来。
在下面这段话里，巴赫金揭示了对话语境视野里的情形：
从对话语境来说，既没有第一句话，也没有最后一句话，而且没有边界（语境绵延到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即使是过去的含义，即已往世纪的对话中所产生的含义，也从来不是固定的（一劳永逸完成了的、终结了的），它们总是在随着对话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着（得到更新）。在对话发展的任何时刻，都存在着无穷数量的被遗忘的含义，但在对话进一步发展的特定时刻里，它们随着对话的发展会重新被人忆起，并以更新了的面貌（在新语境中）获得新生。不存在任何绝对死去的东西：每一含义都有自己复活的节日。[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