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巴赫金的观点，话语的性质、结构和类型，都和人类言语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是在人类言语活动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挥作用的。随着言语或话语类型的探索，言语体裁问题也便渐渐浮出水面。实际上，在巴赫金学派之前，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当然，他们的探索与巴赫金学派差别还是相当显著的。总之，对于奥波亚兹来说，体裁问题的出发点是诗歌和散文的区别性特征何在的问题，而对于巴赫金学派来说，言语体裁问题的起点应该是话语及其类型问题。但在奥波亚兹成员中，对巴赫金学派有一定影响的，应该说很多，其中主要是艾亨鲍姆和什克洛夫斯基。
自叙体是奥波亚兹成员许多重要著作论述的主题，主要用来描述果戈理《外套》式的叙述话语方式。自叙体叙事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与什克洛夫斯基所竭力推崇的《特里斯坦·香迪》一样，叙述者对叙事过程不进行有意识的操纵，让叙事自行展开；二是叙述话语是“讲述体”甚至很青睐方言体，而非书面语体。对此巴赫金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奥波亚兹对待自叙体的态度太注重形式特征，即口语语体。而实际上有许多自叙体并非与《外套》一样。例如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所用的叙述方式，虽然也是自叙体，但却与果戈理的《外套》截然不同。屠格涅夫的自叙体虽然也是自叙体，但指向却非针对他人，而是针对叙事自身。而列斯科夫的自叙体则虽然使用方言体，但却是为了展现异己社会的话语和世界观而采用的。当然，自叙体按照巴赫金学派的观点，最主要看其是否是“一语双声”的。
在巴赫金学派内部，最先探讨体裁问题的，是梅德韦杰夫。“在巴赫金（与梅德韦杰夫）的早期论文中，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和反驳听起来更像是在为自己对于审美活动的本质问题感兴趣而提出的一个借口或托词（更有力的证据是这个思想者‘只有一个关键理念’）。而且，有一点很清楚，即他们都把体裁当作是一个包括了历史诗学理论问题的一个基础，而实际上有许多观点形式主义者们和巴赫金是一致的。例如，二者都认为文学文本是集体事件的产品，是一个可以被描述为只有理解其体裁才能接受其具有完结性的结局的事件。”[112]
对艺术与生活之关系的认识左右着人们关于体裁问题的观点，而在巴赫金小组中，成员之间在对体裁问题的看法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为对作为思想家的梅德韦杰夫的独创性表示公正起见，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在体裁观上的这一重大差异问题。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作为巴赫金小组中最早对体裁理论的系统阐述应当受到赞扬。在他看来，文学体裁在语言和现实之间实施着一种十分强大的社会和认识论调解功能，没有这种功能任何文艺都是不可能的。简单说来，艺术是透过体裁的光谱来与生活相关的，二者每个都有其严格确定的能力范围：‘每种体裁都有其单单只为自身所具有的看待和知觉现实的方法和手段’。”[113]
梅德韦杰夫高度重视体裁问题，他认为“诗学恰恰应从体裁出发。因为体裁是整个作品，整个言谈的典型形式。作品只有在具有一定体裁形式时才实际存在。每个成分的结构意义只有与体裁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体裁是艺术言谈的一个典型的整体，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整体，是已完成和完备的整体。”体裁具有其现实的维度，这维度决定着作为一个整体的体裁的类型。“第一，作品面向听众和接受者，面向表演和接受的条件。第二，作品从内部向外，根据其主题的内容来把握生活。每一种体裁都各以其本身的方式，在主题上面向生活，面向生活中的事件、问题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