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普尔虽然出之于判定“有争议文本”的著作权目的，但却涉及到有关《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重大问题，即在巴赫金小组中，对话思想的来源问题。布莱恩·普尔指出：“语言学中的对话主义是我们可以判定和确定的巴赫金理论的哲学来源。”但他认为巴赫金小组有关对话的思想来源于卡西尔，而在这个小组中，第一个“剽窃”卡西尔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沃洛希诺夫。[159]沃洛希诺夫也是第一个注意到要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应用对话语言学的人。甚至就连“巴赫金自己对于资料来源的选择也受惠于沃洛希诺夫的研究”[160]。
巴赫金任何完结性的缺席会毁掉自由，会毁掉确实将作为彻底完结性的创造性。按照巴赫金的观点，一个伦理个体必须承担自己的承诺。沃洛希诺夫也说：一个人不仅需要反讽和换气孔，还“需要为话语真实的含义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161]。按照巴枯宁著名名言：“毁灭的**也就是创造的**。”按照巴赫金，创造是不可能完全由毁灭进行，如果这是真正的创造的话：他认为单纯的否定永远不会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话语来。
威廉姆斯对于沃洛希诺夫这本著作的兴趣，是开始密切关注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对于语言的研究，而且，他还十分注重这一研究中的沃洛希诺夫-维戈茨基-索绪尔模式，而不是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的关注文学的模式。
托尼·本内特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首次系统发展通过语言学基础加以反映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的尝试。沃洛希诺夫“发展了一种研究语言的新的历史方法，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背景，而巴赫金和梅德韦杰夫的著作，亦应以之为背景来加以研究”[162]。
索绪尔首次把语言（langue）指定为语言学合适的对象，而沃洛希诺夫却激烈加以反对。这主要是因为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观点，语言会混淆说话人的立场，说话人不应把语言当作一个不变的规则系统，而是必须将其当作一个他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下，在具体话语中使用的一个可能性领域。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语言学的适当对象不是一个固定的语言系统（lalanque），而是语言所包含的所有规则使用的方式方法是如何在具体话语中被使用、被修正和被采用的，而决定这一切的东西无一例外都具有特殊的社会性。就这样，把关心语言符号作为特殊和不同的社会语言学关系的产品变为关心一个封闭系统内部符号与符号的关系。
欲要发起这样一种理论变动，沃洛希诺夫认为有必要抛弃索绪尔的意义观，即认为在一个封闭的语言（lalanque）系统里，意义就是符号之间存在的相似相异关系的总和。他还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和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具体的话语、结构、意义和语言符号的用法中，话语内在地具有对话性。话语是指向话语的，或指向表述中话语的用法的，指向反映或在话语中寻求一种反映。沃洛希诺夫声称这一对话关系必须成为分析的中心，如果我们对于语言产生意义的机制的理解是正确的话。
这一理论观点，部分地来源于沃洛希诺夫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对于自叙体（сказ）问题的反思。自叙体就是说话主体对于自己所选择和使用的语言的态度。但对于这个问题最适当全面的研究体现在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
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话语建构规则问题时，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语是一种内在“双重话语”。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说话时，每每都要根据某个真实的（其他人物）或想象（读者）或交谈者可能会有的反应来即时修正或修改自己的表述：此类表述中的话语总是透过对方的肩膀在窥探，对于别人的话极度敏感，经受不断的修正和校正。语词的这样一种用法，反映并且影响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在语言本身中的特殊关系，因而只有将其放在这样的关系语境中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