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一个非语言要素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的问题。对于现象学的巴赫金而言，人类意识的任何方面——其中包括对超语言现象的反应——都是通过符号的生产来发生的。不但如此，在对话者中间所发生的各种生产活动——无论其是面对面的交谈还是临时处于天各一方，犹如一个主体在回忆她一个星期以前所读过的社论那样——都会发生相互影响，都能在某个人或两个交谈者的意识形态情境中产生变化。可是，问题在于这样一种语言交流是否能够影响物质条件（而且“促进”，如果可以的话，经济基础），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变化可以称之为好的。在此，迈克尔·F.伯纳德-多纳尔斯援引了沃洛希诺夫著作中很长一段话：
必须首先确定这一意识形态在相应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变化的意义。考虑到任何意识形态领域都是一个整体，这一整体的所有部分都反应着基础的变化。所以，解释应该保存各个相互作用领域的所有本质的差异，并且探寻一切产生变化的各个阶段。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分析得到的才不是偶然的和不同背景的现象的表面对应，而是社会的真正辩证形成过程，这一过程来自基础并完成于上层建筑。[151]
这一段推理中有一些偏向，它表明作者自己对于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也并不十分清楚。这段话中的意识形态领域指的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集团，他们分享着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样的陈述——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发挥作用，对发生在基础中的变化进行改变。更重要的是，正如文中第二句话所表明的那样，变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之间发生的，而历史唯物主义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探寻一切产生变化的各个阶段”。
有人可能认为这句话说的是不同意识形态表现之间的相互影响必须对于“一切产生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行探寻。可是，另一个人也无妨把“一切产生变化的各个阶段”解读为意在意识形态变化反之也会对基础产生影响。大家都同意一点，即对于沃洛希诺夫的这一解读并未得到此书其余部分的明确支持。可是，如果你假定对文本的这样一种解读或阐释，抑或通过对这些语言潜台词和意识形态材料的分析而得到的协商性表述可以在协商它们的主体身上产生变化，而且，如果这些主体理解语言是意识形态材料，这些材料是在其与存在的物质条件的生动关系中进行协调的，这样一来，在这种关系中所发生的变化其结果可能会从阅读进而扩展到对于此类物质条件本身也产生影响。而由于没有一个基础是有着同样的物质条件的，所以，这也就表明，二者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感情的关系。对于沃洛希诺夫而言，问题就在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这种关系加以理论化评说。这段话中最后一句话表明，沃洛希诺夫又退回到了以前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上去了，从而关闭了双通道关联的可能性。而且，接下来在对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性格的讨论中，他推断“即使多余人在文学中的出现与贵族的瓦解和经济基础的解体有关”，这也不会是机械地发生的。他的观点是，既然经济基础并不能直接触及到体现于文本语言中的意识形态的变化，那么，这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双通道的关系。除了意识形态变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来促使改变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