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可以被认为是巴赫金小组直接对立面的巴赫金的新康德主义前驱赫尔曼·柯亨时，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写道：“唯心主义的文化哲学和心理文化学把意识形态归入意识。”[148]在同页注中，作者指出，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的卡西尔提出的变体形式，认为意识的每一个成分都代表着某物，起着象征的作用。整体位于部分之中，而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理解。这种说法与巴赫金自己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中的说法绝相吻合。巴赫金在后一部著作中指出，已完成作品的各个成分只有在与整体的关系中才能被理解，而在理解过程中，主体会把意识的各个在其他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联结起来的成分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不但如此，符号材料是严格意义上的物质的，而且并不单单只是具有意识功能而已。这一对于新康德主义的歪曲也渗透进了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唯物主义变体中。他继而指出，唯心主义哲学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理解本身也只有在某种符号材料中才能够实现（例如，在内部言语中）。符号与符号是相互对应的，意识本身可以实现自己，并且只有在符号体现的材料中成为现实的事实”[149]。“要知道，符号的理解是把这一要理解的符号归入已经熟悉的符号群中，换句话说，理解就是要用熟悉的符号来弄清新符号。”[150]这一自然段的结论是，人类的任何理解活动都是通过符号的生产进行的，而符号身上永远都带有先前语言情境的语境（尽管永远都只是部分地被理解了的），而这就构成了一个必然的符号世界。人类最先并且一直到永远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之内，而且，按照这种说法，人类还没有任何办法走出意识形态的牢笼之外。但如果我们所谈论的全部仅仅只是主体如何解读和阐释文本的话，这就还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认识-伦理活动把文本的语言当作一个审美上的整体（这就是阅读）：把主体及其主人公视为被体现于文本语言中的。与任何其他主体就文本的功能或意义所进行的任何协商，都或是不尽恰当，或是最终结果赌率很低。这里究竟谁对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但是要考虑到当前学术界的气候：保守主义右派左派认为文化研究和多元主义对于经典作品的规范而言乃是一种威胁，一把射向多元主义的弓必将超越认知而把文化打碎，而把英国和欧洲的文化遗产剥夺净尽。文学界左派则认为文化研究和多元主义很早以前就已经来了，而在一家长期忽视女性、同性恋和（在其他人种中）有色人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教育机构里，想要平息人们就这个主题所进行的争论的企图，不啻于鼓吹欧洲中心主义的种族主义。如果“理解就是符号对符号的反应”的话，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在学术界经常发生的解读中的歧异和文化的意识形态体现物及其规范中的歧异一样的话，那么“从符号到符号再到新的符号”的运动（或是从意识形态体现物到另一种再到第三种的运动），按照定义，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而且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足够的根据，可以使我们据以断定某种体现物比别的更有意义也更重要。在学术界人们为正在进行的争论所投入的赌注是很高的——谁在教谁什么，以及作为一种信息交流的结果，谁关于现实生活的方案摇摆不定，从而决定了其他方案等等——而在这方面，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理论除了进行协商以外根本无法解决意识形态的分裂问题。如果我们采取巴赫金关于协商并不意味着面对面协商，或围绕着桌子进行的协商，而且也表明一种通过内景化和重新表述来进行的语言的口语的协商。而且，协商并不一定意味着很快就能得到结果，而且它也不保证语言协商会由于某个有权势人物的非语言势力而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