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20年代国际学术界略有些争议。对这个时代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我们认为在整个“白银时代”末期（即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坛的景象是活跃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繁荣的。从构成这个年代文化驱动力的架构角度看，20世纪20年代理应属于“白银时代”末期。总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未使得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也形成同样的一条裂沟。相反，文化与社会呈现出不同步恐怕才是这个年代的真相。我们之所以认为20世纪20年代是“白银时代”末期，还因为构成这个时期主导文化思潮的一些文艺现象，并未被十月革命一分为二，而是在革命前后一脉相承。如文艺学中的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它的两个发祥地之一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于1915年，而在彼得格勒的“诗歌语言研究会”则成立于1916年）。此外，和这一运动紧密相连甚至在许多方面难分彼此的俄国未来派（革命后易名为“列夫派”和“新列夫”派），同样也是一个横跨两个政治时代的文艺现象。以上两种在俄罗斯文学艺术中起过巨大作用，有过巨大影响的流派，都没有因为一场革命而被生生割裂为彼此互不相关的两段。关于这个“火红”的年代，还有的学者是这样描述的：
在革命后第一个激烈动**的十年中，俄国艺术家与作家们得以以相对较少受到官方干扰（尤其是与后来的斯大林时期相比）的方式投身创作，这个时代到处充满了激进的变革精神，就好像在艺术和文学变革方面犹如爆炸的一场革命，与诸如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这样的当代西方文化现象十分相似的一场艺术革命。诗人像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和叶赛宁，戏剧家和导演如特列季亚科夫、哈尔姆斯、维杰斯基、梅耶荷德，讽刺作家左琴科、布尔加科夫，小说家扎米亚金、皮里尼亚克、奥列沙、普拉东诺夫，画家马列维奇、塔特林，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普罗塔察罗夫，全都参加了俄国这场其意义可以与政治革命的意义相媲美的艺术革命，而且这场革命并未被行政日益加重的压制和行将到来的斯大林对所有艺术实验的厌恶所挤压到粉碎的地步。[57]
由于苏联共产党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先是忙于对付外国武装干涉势力的侵略，后又忙于恢复被战火毁掉的国民经济以及实行新经济政策，因而一段时期以来尚未来得及过问文艺问题，从而导致文艺界在一段时期内知识分子享有一定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充当“白银时代”俄国文化之驱动力的自由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为知识分子所共享。当然，此期开始存在的一些主要文艺学派别，如俄国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无产阶级文化派等，相互之间已经开始产生摩擦和争论，但总的说来争论还是正常的，即是双行道的——既可以予以批评，被批评者也可以并且有权进行反驳或反批评。这一时期文学界团体林立、派别众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仅就其中荦荦大者而论，就有“岗位派”、“十月派”、“熔铁炉派”、“谢拉皮翁兄弟”（Серопионовые братья，1921～1926）、“无产阶级文化派”甚至“无所谓派”，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文学团体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左派”，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左派”和“极左派”之间的争论，甚至就连以倡导文学自主独立性见长的奥波亚兹和未来派，在政治上也属于积极拥护新政权的左派。这一充满动态和活力的文坛景观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直到号称“布尔什维克党内唯一的唯美派代表”、教育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于1929年被免职，俄苏未来派和列夫派首脑人物、杰出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于1930年自杀后，轰轰烈烈的“白银时代”俄国文艺复兴才开始偃旗息鼓、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