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奥波亚兹几位代表人物和巴赫金，都曾在同一时间在彼得格勒大学语文系学习——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一段时期内是**在一起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他们是呼吸着同一种空气成长起来的。据本书后面所附的“巴赫金小组年表”，1916年，巴赫金移居彼得格勒，在大学的古典语文和古典哲学系听课。虽然后人无法找到能够证明其学生身份的正式文件，但他在此期间在彼得格勒大学语文系学习却是确切无疑的。此时，后来巴赫金小组的雏形已经存在，即巴赫金和他的哥哥尼古拉以及蓬皮扬斯基一起不时参加的中枢（Omphalos）小组的聚会。除此之外，巴赫金和他的小组成员还参加过彼得格勒宗教哲学学会的聚会。而他和亚历山大·梅耶尔的相识，也发生在这一年。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它告诉我们巴赫金和奥波亚兹都是同一个时代风潮的产物。根据巴赫金自述：他在彼得格勒大学学习了4年之久（1916～1920）——这也正是奥波亚兹们开始在俄苏文艺学界呼风唤雨、引领潮流的那些年。[53]但按照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的说法，巴赫金在彼得堡逗留的时间虽然也是4年，但起止日期与年谱不同。“从1914年到1918年，巴赫金是在彼得格勒大学度过的”[54]。以上两种说法中我们以为第一种比较准确。格于写作时的条件和环境，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也许是把时间搞错了。按照卡特林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的说法，在大学期间的巴赫金虽然认识形式主义者们，但却不愿与之直接交锋，而宁愿采取间接的方式。巴赫金以价值论为主攻方向，按照这一取向，形式主义所提问题必然只能占据一个不十分重要的地位。巴赫金学派则把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科学当作自己的理论追求和学术宏愿。[55]
关于此期的巴赫金为什么不愿意与俄国形式主义者进行正面辩论和交锋，埃默森有一个解释，他把原因归诸于巴赫金本人的性格。他写道：
……巴赫金就其气质最不适合于争论。他是不愿意被谴责被排斥的。所有关于巴赫金的回忆录都强调他成熟期个性的这些方面：无论是善于忍耐，倦怠、贵族式的鄙视、对对话的承诺、狂欢节式的乐观主义、基督式的恭顺，还是简单地因为疲劳，慢性病和疼痛——正如一位周年纪念回忆录的作者所说，一种“睿智的气质”（lightness）使巴赫金这个人从来绝对不会在某个问题上站立在坚定的和最终的立场之上，或提出一种严格的限制性条件，或采用任何暴力形式的手段。这种“睿智的气质”被证明是一种对于将其思想政治化的一种障碍。它也帮助他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对话性。[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