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列·加斯帕罗夫关于20世纪20年代曾经这样写道：“俄罗斯文化中的20年代，是社会革命的年代，是文化革命的年代，是感觉到自己是文化之载体的新阶级的年代，是‘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纲领的年代——我们正在创造世界文化的鼎盛繁荣时代，在其面前，人类以前所有的文化都将黯然失色，而我们却将从头开始建设这个世界，并对过去的一切尝试都不屑一顾。20世纪20年代是马雅可夫斯基、梅耶荷德，是爱森斯坦，是马尔的时代。而体验‘而我也是一个文化的载体！’这样一种感觉可以具有双重含义：一是‘瞧我也会从事创造，绝不是只会仰望那些创造者们！’——这是巴赫金（以其对争论中的行动中的思想的崇拜）；‘而我也会影响别人，绝非只会受别人的影响！’——这是形式主义者们（以其对建设中的语言文学工艺学的崇拜）。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者们之间的仇恨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因为这原本只是同样文化色系中人们之间的争斗罢了：最热烈的争论永远不是关于色彩的，而是关于色调的。”[51]
此后，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在此期间经历了最剧烈的转型期。旧的出版社和报刊社被关闭了，其财产国有化了。文化领域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和左翼艺术主宰着天下。创作界知识分子组织了各种与政权作对的团体和组织。新经济政策刚开始的一年半里，各种小组和团体、出版物和刊物甚至书店纷纷涌现。如《文学信使报》、《思想》（只出了3期，由1921年2月刚刚恢复工作的彼得格勒哲学协会主办）。新团体中最五光十色的有“自由哲学学会”（Вольфилы）、“艺术之家”到梅耶尔的“复活”。宗教哲学复兴运动的许多一流人物都是其参加者，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洛斯基、弗洛连斯基、维舍斯拉夫采夫、卡尔萨文、巴赫金……参加者最多的是“自由哲学协会”。它1919年成立于彼得格勒，一直存在到1924年。它在各地还设有分会，如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赤塔、柏林。除以上所说的9位创始人外，还有许多作家、哲学家、艺术家、艺术理论家，如勃洛克、别雷、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列夫·舍斯托夫、彼得洛夫-沃特金、阿·济·斯坦别格……这些成员中有许多来自此前的另外一个艺术家团体“斯基福人”（Скифы，1917～1918）。该团体的全称叫“斯基福人学院”，是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剧院里想出来的。“斯基福人”出版两本同名文集，叫《彼得格勒》（1917、1918）。“斯基福人”以鼓吹“农夫的天堂”和马克思主义著称，带有崇拜农民，诗化农村的倾向和情绪。
和巴赫金一样，奥波亚兹“三巨头”包括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主席罗曼·雅各布逊，也都是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文坛才开始崭露头角的新人，是轰轰烈烈的“白银时代”后期应运而生的一代人。“白银时代”老太太丽·雅·金斯堡（Лидия Яковлевна Гинзбург）当年曾是受俄国形式主义深刻影响的诗歌爱好者和初学写诗者。晚年在回忆中说道：“形式主义方法非常广阔。和任何广阔现象一样，它也把许多曾经与其发生争论的人吸纳了进来。巴赫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念成了文本的血肉和艺术形式的成分的思想，是与形式主义学派的观念相吻合的。”[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