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的对象——米·巴赫金——是“白银时代”俄国思想界硕果仅存的伟大思想家之一，是“白银时代”俄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也是连接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国和世界思想界的一位代表人物。当然，作为一位眼界开阔、具有世界规模思维视野的大思想家，巴赫金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诚如孔金、孔金娜所说：“米·巴赫金创作个性的特点即其观点体系基本上是在20年代形成的。是在两个伟大的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与俄国和西方文化发展中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倾向的对话中形成的。”[47]作为一位20世纪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迈克尔·加德纳（）指出：“除了马克思主义，还包括新康德主义、形式主义及其他早期苏联的先锋派运动，以及进化生物学、爱因斯坦物理学及古典思想。”[48]这里作者所列举的文化现象，可以说都是在俄罗斯文化复兴时期的“白银时代”呈现的。以上所说的那些特征和方面，确实都是作为思想家的巴赫金所具有的，他的确和上述各种思想潮流有着这样那样的密切联系。
巴赫金是倡导对话思维并且也是身体力行对话思维的典范。他自己的思想，就是在与同时代一系列思潮流派的学术对话中，形成和发育成熟的。要想给予巴赫金思想以准确的定位，仅仅把其自身思想锁定在单一思潮的视野里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巴赫金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由于对话式语境使然，使其思想从一开始就与其对话者们的思想交织缠绕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巴赫金的思想不带任何损失地从整个纠结在一起的一团中离析出来。所以，尽管作为一位多元主义者巴赫金所受到的影响自身也可能是多元的、舶来的，或外源性居多的，但他的思想归根结底要归源于他的历史文化语境而不可能是“天降甘霖”，要归源于他和他同时代人的学术对话而非与西方哲人的“凌空寄语”，要归源于渊源深长博大深邃的俄国历史文化传统而非巴赫金从未涉足的异国他乡。思想的旅行不等于思想的共时态性，而只有被接受主体接纳并继而加以创造性改造的思想，才是文学影响和借用领域里的有效思想。
而巴赫金最重要的对话者，是俄国形式主义即奥波亚兹，或不如说，俄国形式主义或奥波亚兹，是巴赫金“可敬的对手”。他们是“相互形成的”，在长期对话过程中，他们既相互对立，又互为依靠，双方都离不开对方，既对立又统一，他们的关系，恰好成为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最好演绎。巴赫金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互为“他者”，并且相互“激发着思想的火花”。[49]巴赫金与俄国形式主义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白银时代”的文化产物，因此，二者之间不可能不存在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是历史注定的和宿命的。在这两种空前绝后的文化现象身上，都打上了历史的深刻的烙印和胎记，刻录着历史的年轮。时代的风风雨雨不可能不在它们身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那是一个思想相对自由、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因此，他们或多或少都是一种自由的科学探索的产物。“艺术的精确和科学的**”成为他们试图去把握的时代精神。巴赫金与奥波亚兹——俄国形式主义者们——都是“白银时代”俄国文艺学美学探索的产物，他们身上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尼·康·鲍涅夫斯卡娅指出：“巴赫金有权被当作‘白银时代’俄国哲学家圈中的一员，他属于这一完全独特的文化现象。”[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