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什克洛夫斯基所在的社会革命党一位成员的笔记本被契卡截获，他们破译了笔记本上用密码书写的名单，并迅速展开搜捕行动。什克洛夫斯基由于有人报信，得以逃离住所。但他的一个哥哥被捕并很快被枪杀。关于这位被枪毙的哥哥，什克洛夫斯基是这样说的：“被捕的同志们都被枪毙了。我哥哥也是其中之一。他不是右派。他比3/4‘红军政委’都一千倍地更热爱革命。”[5]他带着写作文章所必需的书籍和卡片，踏上了不知所之的流亡之路，亡命天涯，居无定所，食不一处，有时甚至把疯人院当作暂栖之地。逃亡路上他每每感慨命运的无常、生命的短暂。在一列火车上，他混迹于一群从前线下来的士兵中，但还是被一个曾经盯过他梢的契卡人员认了出来。什克洛夫斯基急中生智，从飞驰的列车上跳车逃亡。重返莫斯科后，他深感如此流亡终究不是行止，遂通过高尔基向斯维尔德洛夫求情。斯维尔德洛夫给契卡部门写了张字条，要求取消什克洛夫斯基案件，这才把他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为了这件事，什克洛夫斯基终生都对高尔基充满感激之情，称他为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俄国知识分子的“诺亚”。而“世界文学”、“艺术之家”和“格勒日宾纳出版社”就是高尔基手中的“方舟”。高尔基拯救知识分子的目的不是让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而是为了让俄国不再滋生文盲。
1922年事情发生了变化。由于前社会革命党分子谢苗诺夫在国外出版的回忆录中披露了该党军事委员会的内幕，什克洛夫斯基的身份暴露了。逮捕行动刚刚开始，什克洛夫斯基便先行踏上了逃亡之路。他辗转托人引领经过芬兰湾的冰面流亡到西方，最终于6月来到柏林。直到1923年秋天才得以离开。什克洛夫斯基在柏林期间参加了一系列工作，写作了他著名的日记体小说《动物园，或非关爱情的书简》（Зоо，или письма не о любви）、一部自传《感伤的旅行》（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和论文集《马步》（Ход коня）。1923年秋，漂泊国外的什克洛夫斯基终于痛切地认识到，他所钟爱的俄罗斯文化，是不可能被他像空气一样装在瓶子里带往国外的，而离开俄罗斯这片土壤，他将像脱离大地的安泰一样软弱无力。于是，他以给苏共政治局公开信的方式向苏联“投诚”，回到了苏联。在《动物园，或非关爱情的书简》中，什克洛夫斯基写道：
我无法在柏林生存。
我的全部日常生活、我的全部技能都与今日之俄国相关联。我只会为她而工作。
我生活在柏林，这件事不对。
革命使我获得了再生，没有革命我无法呼吸。待在这里我只能窒息。[6]
但另一种说法是说促使他很快回国的原因，是他的妻子被契卡扣押为人质的缘故。侨民作家中的许多人相信这一说法。但当时没有什么人被扣押做人质而自行回国的，不是就他一个人，还有许多作家如阿·托尔斯泰、安·别雷、茨维塔耶娃等，所以，此说只能是聊备一说而已。
在追溯什克洛夫斯基从1914年到1923年的足迹时，最使我们惊奇的是，这一时期恰好也是奥波亚兹以及什克洛夫斯基个人从事学术活动并取得最初成果的时期。学术研究、战争、逃亡……这些截然不同的事情究竟是如何统一在什克洛夫斯基身上的呢？这的确是个令人难解之谜。而什克洛夫斯基个人所具有的魅力，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传奇般的经历体现出来的。
在奥波亚兹最初的活动中，留下了鲜明印记的，是这样一些地点：纳杰日金33号，伊萨基耶夫广场上的艺术史研究院，奥·勃里克（Брик Осип Максимович，1888～1945）家的客厅，艾亨鲍姆的家……国内战争时期的列宁格勒，人们饱受战争之苦，饥馑、严寒、食物和木柴短缺、营养缺乏、贫血、虎列拉……可以说是饥寒交迫。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话说：“那是饥肠辘辘的时代，革命的时代。我们围坐在简陋的铁皮炉前，燃书取火。我们撕下篇篇书页，似乎是最后一次读这些书。我们用撕下的书页生炉子。”[7]有一次，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和古米廖夫同乘一辆马车去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车还没到地点，曼德尔施塔姆就在路上饿昏了过去。没有木柴取暖，人们只得把钢琴劈了当柴火烧——什克洛夫斯基如是说。
然而，怀抱着建设新文化热情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们，忍受着非人所能忍受的艰难困苦而努力拼搏奋斗。他们当中不乏激进的革命派，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建成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就取决于他们手中的笔。那时的知识分子大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