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理性历史时，弗兰克指出：“科学史充满了各种极不相同的知识领域发生出乎意料的影响的事例。”特尼亚诺夫和艾亨鲍姆从他那里取来了“不同成分之间相互影响这一思想”并将其与“系列”这个概念联系起来，以便描述社会的各个不同方面，如文学、历史、政治等。艾亨鲍姆在其理论奠基之作《莱蒙托夫》的前言中说，科学面前有两种选择：“其中之一或是研究系列的二元对立性本身——其相互适应性和相互关联性等（整个文化）；二是或是研究现象的个别系列——但要让每个这样的系列都能过着自己独立的生活。”他反对历史和文学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说。而特尼亚诺夫把系列这一观念带入文学，但其理论基础和艾亨鲍姆是一样的。在《论文学演变》中他写道：“文学系列系统首先是一个文学系列的功能系统，是一个与其他系列有着不间断的相互关联的系统。”
艾亨鲍姆很早就意识到批评需要哲学的指导。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什克洛夫斯基读过弗兰克的著作，但从其名文《艺术即手法》看得出来，他显然看过弗兰克的著作。文章通篇充满了柏格森式的术语。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感受能够创造艺术的思想大约就来源于弗兰克。什克洛夫斯基断言艺术只有当接受意识在其身上逗留，并达到最大强度和时值时，艺术才成其为艺术。什克洛夫斯基另外一个观念，就认知和观察而言同样也和弗兰克引入个人意识流与绝对存在接受间二元对立的思想若合符节。
艾亨鲍姆反对在历史和文学这两个系列之间画等号，而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定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和特尼亚诺夫的观点是一致的。艾亨鲍姆认为作为一位批评家的文艺学家，他的任务是帮助作家“解读历史的意志”，“发现或不如说发明（那一必将被创造出来的）形式”。[81]
巴赫金和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也是在同一时期就学于彼得格勒大学，也对哲学有浓厚兴趣。其著作也有弗兰克影响的痕迹。巴赫金在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期间，读过弗兰克的书：“人永远也不等同于他自身。同一律A=A 不适用于人本身。”包括巴赫金在内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们把人、人物、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视为一个系统。但各个系统不是单独分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巴赫金的“复调说”就来源于此。这是在弗兰克影响下的一个突破性发现。在巴赫金笔下出现的来自弗兰克的术语因素，表明重新阐释巴赫金小组与俄国形式主义的相互关系是可能的。这两派都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和犹太文艺学中的重大流派。艾亨鲍姆和巴赫金在俄国文艺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决定它们是历史相关现象。十月革命以后已经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如舍斯托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那样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问题提出来加以研究了，所以，艾亨鲍姆选择了托尔斯泰，而巴赫金则选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艾亨鲍姆的《文学的日常生活》、《托尔斯泰在50年代》这两种著作可以互补。它们克服了社会学和传记学研究倾向，而根据作家本人也认可的法则来证实其伟大。“二人都通过多元论美学把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的观点分而论之而达到了各自的目的。”如金斯堡所说：“和形式主义敌对的巴赫金，在广阔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把文学当作一种特殊活动领域的观点方面，与形式主义者们是完全一致的。”巴赫金的“复调”即此明证。虽然他本人并非犹太人。例如，巴赫金对“我-你”在对话中的关系的观点，借用自马丁·布伯，显然，巴赫金系在犹太人城市敖德萨时遇到其老师（或许是个犹太人）讲授马丁·布伯的。此外，巴赫金的传记研究者也说，巴赫金的“我-你”之分说并非独创。18世纪古典哲学中就有这种划分，它经由马堡的新康德主义者们传给了巴赫金。卡甘断言，神圣性是把人和上帝联为一体的力量。[82]1913年帕斯捷尔纳克曾在柯亨那里受过哲学教育，这也证明在欧洲各国同化了的犹太人是相互吸引的。而巴赫金也承认：柯亨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是个杰出的哲学家，对我有巨大影响，十分十分巨大的影响。”[83]
而在特尼亚诺夫笔下，也同样可以发现弗兰克影响的痕迹。和后者一样，特尼亚诺夫十分看重文学的历史和演变问题。例如，特尼亚诺夫写作于1924年的当代诗坛评论集就起名为《间隔》（Промежуток）——这名称有可能来自弗兰克关于间隔是延时性的一个特征的观点：“在这些过去和现在之间的间隔。”特尼亚诺夫和艾亨鲍姆都采用了弗兰克关于系统是个别单位但又相互作用的单位的总和的观点：“……在万物统一中没有绝对封闭的领域：存在的各个部分都或多或少相互关联……离开与其他人类知识领域的联系，要想对某种复杂繁复的知识领域有确切的知识是绝对不可能的。”[84]
附丽于俄国现代主义运动的俄国形式主义，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多元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内在精神是多元主义的。犹太人的世纪即20世纪是完完全全笼罩在多元主义氛围中的。哈桑甚至把“现代主义”称为一场“犹太人的革命”。[85]在此，无论弗兰克还是奥波亚兹诸同人，也都是犹太人，当然，他们也都是一种特殊的，即努力皈化于俄罗斯文化的犹太人。
带有犹太文化背景的奥波亚兹运动，以及带有边缘文化背景的巴赫金小组在“白银时代”俄苏的存在，是一个富于时代特征和征象的事件。前者以其独领**、占尽风光的主流地位，后者则以其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后发效果告诉我们，俄苏“白银时代”文化正是一个多元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