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断言：在人的意识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在一种共时态状态下相互影响的。弗兰克将这一观念应用在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中。艾亨鲍姆则从弗兰克那里借用了这一历史演变之轴，将其用于文学。艾亨鲍姆的历史意识也与弗兰克密切相关。弗兰克认为现在是过去和未来的边界，而艾亨鲍姆则说现在是一段时间间隔。在关于莱蒙托夫论著的前言中艾亨鲍姆写道：“创造新的艺术形式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行为，因为这一形式早已暗中潜藏在前此时期中的形式中了。”在《文学的日常生活》一文的开端部分，艾亨鲍姆就阐述了他的历史观：“历史实质上是一种关于复杂相似性的科学，是一种需要具有双重视力的科学：过去的事实被我们当作意义重大的事实而分辨出来，继而被纳入一种必然而且总是以当代问题为标志的体系中来。就这样一些问题被另一些问题所取代，一些事实被另一些事实所遮蔽。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是借助于过去事实的帮助来研究现在的特殊方法。”[79]这里所说的“双重视力”意味着研究者要同时既观照过去也观照现在。
有关艾亨鲍姆知性演变的过程，可以说有下列特点：他忠实的多元本体论非常符合他的才能——文学史家和文学作品分析家的才华——的特点。格奥尔基·维诺库尔早在1924年就在对艾亨鲍姆20世纪20年代的评论集《透视文学》（Сквозь литературу）的书评中这样说：“我们面前有两个艾亨鲍姆：时而是航海家艾亨鲍姆，时而是木匠艾亨鲍姆……当他是个批评家时他会大刀阔斧地奔驰在俄罗斯诗歌的海洋里；而一旦成为文学史家和学者时他便会专心致志地作木匠活儿。”[80]这也就是说他身上集合了共时态和历时态这样两种极性思维的特征。
艾亨鲍姆认为意识到问题的外延和内涵是正确进行科研工作的前提条件。历史与文学中的每一个都具有一些对方所不具备的特点。但无论是艾亨鲍姆还是特尼亚诺夫都并不真地相信文学可以完全独立于历史。德米特里·米尔斯基对艾亨鲍姆运用弗兰克思想的结果作了如下评论：“这一与传统有别的历史主义使艾亨鲍姆十分接近马克思主义，使其与马克思主义接近的还有不可征服的和蜕化的教条主义。”理论应当先于认识。彼得·斯坦纳（PeterSteiner）推断道：“在方法多样化的标志下，或许存在着一套形式主义文学观建基于其上的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在历史动力学之外研究历史事件，并且将其作为个别的、‘永不重复的’、封闭在自身内部的体系来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与这些事件本身的性质相矛盾。”（艾亨鲍姆：《莱蒙托夫》）
比较这几个片段可以明显看出来，特尼亚诺夫和艾亨鲍姆都来源于弗兰克。而理解弗兰克的重大作用，会改写迄今我们有关俄国形式主义发展演变的全部历史画面。当然，特尼亚诺夫不用弗兰克的启发也可以直接求教于柏格森，但弗兰克笔下有关这一具体动态过程的观念却更加明确清晰。
艾亨鲍姆否认有所谓“形式主义方法”（формальный метод）的存在，他和特尼亚诺夫一样始终不承认形式主义把艺术和历史与社会（或按苏联批评界的说法即现实性）分开过。然而他们的信念其实来自弗兰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