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9年7月3日，艾亨鲍姆就在给父亲的信中写到，他刚写了一篇有关认识论的文章，目的是能够借此进入哲学领域。当时的艾亨鲍姆非常向往采用哲学方法研究文学，并且很早就意识到文学批评需要哲学的指导。1915年3月25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说：“我现在确信，我们必须创建一种类似艺术‘认识论’的学科，并且按照认识论的方法工作……”[78]1916年7月28日，他在给维克多·日尔蒙斯基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对美学中一切与认识论有关的问题都很感兴趣。……我的思考原理你是知道的——和弗兰克的理论十分接近。”同年，艾亨鲍姆在《俄罗斯思想》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丘特切夫的书信》。此时的艾亨鲍姆尚未加入奥波亚兹。文章认为文艺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决定诗人艺术感受力的诗歌本体论和世界图像，而且，受弗兰克影响，艾亨鲍姆还提出了创建以“本体论”为基础的美学的任务。
弗兰克20世纪初曾参与《解放》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主编为彼得·斯特鲁威，原本是弗兰克在莫斯科的熟人。两人随后共同参与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杂志《俄罗斯思想》的编辑工作。1906年，弗兰克迁居彼得堡。1912年皈依东正教。彼得格勒大学历史语言学系主任费多尔·布劳恩于1915年6月29日，曾就弗兰克著作《认识的对象——论抽象认识的原理和外延》能否出版的问题，投了赞成票。
艾亨鲍姆曾与弗兰克在《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共事。弗兰克发表于1913年的论文《论丘特切夫的宇宙感觉》也是艾亨鲍姆十分熟悉的。这篇文章的第二个句子便足以揭示两人在思想上的一致性：“诗歌中不存在着与形式分离的内容。”艾亨鲍姆在给古列维奇的信中评论这句话“非常深刻、非常重要、非常耐人回味”。弗兰克的多元本体论以及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对它的接受，启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观念革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弗兰克就曾为柏格森哲学所展现的前景而兴奋。他致力于把柏格森的多元主义应用于当代问题领域。针对俄国形式主义与弗兰克的思想渊源问题，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形式主义者们是在主观唯心主义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只要略为浏览一下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报刊就会看出，滋养着形式主义者们的精神营养究竟是什么了。”这段话虽然出之于贬斥的口气，这是时代的风气使然，但其精神实质却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分外加以注意的。
艾亨鲍姆从弗兰克身上找到了用以回答别林斯基公民派的方法，从而使文艺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弗兰克的多元本体论可以为文学的自主独立性论证，可以使文艺学摆脱自由派知识分子史，而别林斯基和文格洛夫则反之。“为此他（艾亨鲍姆）保留了别林斯基传统的演化方面，但为了在具体历史时段将文学和作为动力的历史的相互关系观念实体化，他在文学史中应用了弗兰克的多元主义。他以此提出，创作在作者的意识中是在一种相互关联的形式中进行的。”在对阿赫玛托娃的研究中，他把阿赫玛托娃不是看作自我表现或抒情体自传，而是看作在诗意感受和19世纪浪漫主义传统的相互影响的一种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