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东正教和其他宗教越来越与新生的意识形态呈现出格格不入的对立态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是毒害人民精神的鸦片的观点，被当时的人们片面地理解和解读了。在早期苏联的高等学校里，官方要求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与长期统治学校讲台的神学课呈对立态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哲学船”事件。1922年，由于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不愿意放弃固有的宗教世界观立场，全俄以尼·别尔嘉耶夫为首的100多名知识分子，被集体流放西方，并被判决有生之年，不得返国，一旦发现，格杀勿论。“哲学船”事件成为20世纪苏俄历史上第一次侨民浪潮中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而被流放的这些知识界精英，也成为侨民知识分子的主流。
“哲学船”事件可能是导致“白银时代”俄国思想家名字在苏联时期被长期埋没的原因之一。斯·谢苗诺娃（Светлана Семенова）沉痛地写道：“弹指间杀死民族思想界的精英，就像一刀斩掉其大脑里的额窦一样，——当局的这一行动，就其所具有的规模而言绝对可以称得上史无前例，而它所刻下的，就是这样的意义和这样的烙印。”[8]
然而，“白银时代”既然在长达74年漫长的苏联时期曾被埋没，那么，为什么又会在今天“死而复活”——重新被人们记起了呢？我们当然可以用巴赫金喜欢说的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地说：任何思想都有其复活的一天。只要机缘适合，任何死去的思想都能找到自己的复活之路。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又为“白银时代”思想家们的复活创造了怎样的历史机缘呢？
在苏联解体前后，伴随着原来意识形态的解体，宗教和宗教意识开始在苏联全面复归。苏联时期长期宣传的无神论信仰开始受到激烈的挑战。苏联解体引发的信仰危机信仰真空迫切需要被填充。物质世界无论富足也罢贫乏也罢都无助于解决精神的饥渴，人民缺乏一种足以取代旧的信仰体系的实体性思想。在过去，毕竟全国人民还有一个近乎于统一的思想基础，而在苏联解体后，就连这一统一的思想基础也不复存在了：信仰无所寄托、价值被悬在空中，共产党一度甚至成为地下党和在野党。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和任何一个政权倒台后的情形一样，潘多拉的盒子被打了开来，各种社会腐败丑陋现象纷纷出笼，俄罗斯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真空、理性缺失的阶段，时代要求某种东西能迅速填补空白。
在这种背景下，宗教以及宗教意识就开始悄然地、默默无声地，但却又是坚定不移地、稳扎稳打地开始复归。各地几乎不约而同地在恢复教堂。东正教悄无声息地在扩张，信徒在急剧增加，俄国人对于旧俄宗教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俄国思想历来就不是纯世俗的，而是宗教哲学性的。早在1988年，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出版十月革命前俄国思想家著作的决议》，在那之后，“白银时代”俄国宗教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开始全面回归，充斥书籍市场。到苏联解体后，这一趋势并未稍稍减弱，反而变本加厉。犹如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一般，如今的俄罗斯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公然横行无忌。过去曾经自以为受一元论之苦的俄罗斯人，如今受到的非但不是多元论之苦，而是“六神无主”之苦：人们的行为失据，道德失范，理想无依，价值多元甚至零位。在现实生活中倍感困惑疑难的人们开始乞灵于宗教的彼岸信仰，以便在“上帝”的怀抱里寻找精神的慰藉，在天主的荫庇下抚慰受伤的心灵。伴随着宗教和宗教意识的复苏，“白银时代”思想开始来到了历史的现场，从而激发着人们的历史意识和现实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