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除了俄国本土思想外，世界文化史也到了一个世纪转折的关头。一种强烈的方法论危机在各个学科领域里开始显现，统治欧洲理性舞台数百年之久的世界观的缺陷明显显现，迫切需要对之进行“价值的重估”。实证主义决定论的基本假设开始动摇，修正各门学科逻辑基础的任务被提上日程。随着象征主义在艺术界的走红，反实证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开始蔓延，在思辨哲学领域柏格森提出“创造进化论”，在人文学科中则有以主张移情作用的新康德主义认识论开始起主导作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开始刷新着旧的人文学科的整体面貌。美学领域里取代传统自上而下美学的，是非理性主义的自下而上的美学。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合流的巨大潮流中，一种影响广泛的“语言学转向”开始试图把诗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谈及这一点，维·厄利希写道：“而对于俄国诗歌研究的确万分幸运的是，在此重大关头，语言学家们也和文艺学家们一样，恰巧也对这两个学科的‘相互阐释’问题萌发了强烈的兴趣。诗歌语言问题以及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的边界问题，成为具有方法论意识的文学研究者们和青年语言学家们相会的场地，而后者同样也拥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涉足一个长期被人漠视的领域。”[1]
众所周知，这段时期中间横亘着一个1917年十月革命，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存在成为许多人划分文学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和根据。但根据我们的观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未成为文化发展的分水岭和界标，相反，这一时期的俄苏文化有不止一种血脉，是不会因为革命和战争的烈火硝烟而被割断的。相反，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先锋派艺术与文艺学与十月革命后从1921年到1929年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的20年代文化发展的多元主义景观是一脉相承和不可割断的。这一短暂历史时期的确是文化发展史上罕见的奇迹：在短短的数十年间，俄国文化为世界文明贡献了那么多星光闪耀、彪炳史册的名字，贡献了那么多思想家、宗教哲学家、伟大的诗人、艺术家、画家、小说家……以至让俄国史上所有其他的时代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相形见绌。如今，“白银时代”业已成为国际学术界通用的术语[2]，而且，和这一术语最初产生时的原义相比，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在许多斯拉夫学者笔下，“白银时代”不仅指那个时代的诗歌，更是指那个时代的俄国文化——包括其宗教哲学、文艺美学、音乐绘画、建筑芭蕾等各个领域。
20世纪初的10年在俄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系统开始具有急剧的动态性，最终丧失了同一方向性，发展的直线性，并在面对多重选择的时候呈现出僵化状态。许多同时代人对这个时代留有深刻的印象。别尔嘉耶夫写道：“当代人类正体验着一次深刻的危机：所有矛盾都激化到了极致关头，对世界性社会危机的期待与对宗教灾难的期待，仅有毫发之隔。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颓废派与神秘论，对科学的绝望与新哲学的虚无，对个性的从未有过的感受和新社会必然性的意识，性问题的令人痛苦万分的激化——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某种极端，导致一个神秘的解决之途……什么事注定必然会发生。”[3]1917年2月以前，由于各个民主党派和民主势力所施加的压力，迫使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君主尼古拉二世放松了对舆论的钳制和监督，从而导致人文主义思想的思潮波涌。与此相仿，十月革命后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为了对付外国武装干涉势力的挑战，为了从战火与硝烟中拯救一个新生的国家，被迫施行“新经济政策”（1921～1929），在使国民经济有所恢复的同时，文化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一个众声喧哗、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