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早期什克洛夫斯基等人诸如此类的说法，有许多是为了提高其“市场价值”而故作惊人之语，含有夸张和宣传的成分，不值得严肃对待。这和他们在文坛上的同道——未来派的行为方式也如出一辙。在“商业行为”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真理必然会被有所遮蔽。如果我们把它们与学术论文等量齐观，也“就意味着蔑视历史”。[88]实际上按照维克多·厄利希的说法，这是一代人身上的特征，因为“在那个思想激烈论争的大市场上，一个人要想使自己的声音能被人听到，就必须大声疾呼”[89]。
但什克洛夫斯基们的这句话以及类似言论之成为招致人们抨击的口实这一点却无可否认，而且，人们抨击此类言论的主要立足点，在于它们触怒了俄罗斯人的道德感。断言文学与社会、与道德无关肯定会招致人们的愤怒，这在俄国文化中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关于俄罗斯思想的特点，瓦·津科夫斯基指出：“如果非得给俄国哲学一个一般性评价而且这评价本身也从不期求准确性和完整性的话，那么我会把俄国哲学探索的人类中心论放在首位。俄国哲学是非理论中心主义的（尽管其代表人物绝大多数都是深刻的和本质上具有宗教倾向），也非宇宙中心主义的（尽管自然哲学问题很早就开始吸引俄国哲学家关注了），——俄国哲学更多研究有关人、有关人的命运和道路、有关历史的意义和目的问题。这首先表现在道德定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时时处处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俄国哲学思考最具有创造性的来源和最有效的来源之一。在其哲学著作中给以特别强烈表现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泛道德主义以其固有的权利和固有的局限性，我们可以在几乎所有俄国思想家身上，甚至在那些干脆根本就没有写作什么著作，而是直接探讨伦理问题的思想家（如基列耶夫斯基）那里找到。”[90]纵观俄国文学批评史，似乎还不曾有哪位批评家，敢于向俄国宗教哲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泛道德主义发出挑战。
如今，随着时代的迁移和语境的转换，我们已经能够在不受当时文坛风气影响的情况下公正地看待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立场。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艺术观，生活和艺术是两种各个不同的经验系列。生活是前审美材料，它有待于艺术的升华和提炼。总之，什克洛夫斯基其实并不否认生活的存在，而只是认为生活和艺术一样，是另外一个经验系列。艺术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它把生活当作自己的原材料，以之为基础构造精美的艺术大厦。只有经由艺术的“点金术”，生活才能变成艺术。但艺术中的生活并非生活本身，而是生活的升华形式。什克洛夫斯基写道：“生活一旦进入诗，便已不复是生活本身了。”[91]什克洛夫斯基在此所说的道理，似乎我们也能多少有所体验：常常有作家抱怨：当他们自以为恭恭敬敬地模仿生活再现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时，却往往被人当作虚构；相反，当他们满以为自己这是在运用艺术家的合法权利进行艺术的虚构时，却往往被人当作比真实还要真实。艺术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点金术”，为什么以同样的生活经验为基础，优秀作家能写出传世名作，而拙劣的写家却只能写出垃圾读物呢？这里面隐藏着一些值得人们予以深思的问题。
由此可见：艺术有其不为生活所左右的内在规律和法则。一方面，艺术要接受生活的规范，她必须忠实于生活的趋势和真实；另一方面艺术自身也有其不可让渡的自身法则，不尊重这些法则，也就等于不承认艺术有其相对自主性。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主张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和一定的道理。艺术与生活相比，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艺术一方面要反映现实生活，要忠于时代精神服从社会指令，因而其价值在于它的反映现实性和指涉客体性；另一方面艺术中艺术性的大小，又和作品的题材无关，题材的大小并不能决定作品艺术性的大小和有无。写“猫”的川端康成和写农民起义的姚雪垠并无高下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