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政府和高等教育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和教育的本质属性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教育的本质属性就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而高等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活动。任何国家的发展和进步都需要人才，现在世界各国的竞争更是体现为以人才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仅如此，高校还是先进文化思想的前沿阵地，还是科技的孵化器。总之，高校集思想、人才和科技于一体，是任何国家和政府的统治和发展都必须加以重视的。正因为高等教育如此重要，政府必须把其作为公共行政的重要领域。
（一）政府必须管理高等教育
学校教育作为按照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要求对学生全面发展施加影响的活动，它的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亚里士多德很早就强调国家要把教育掌握在手中。他说：“有助于宪法稳定的最好办法是使教育适应政体形式……应该根据政体形式去塑造全体公民。”[9]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层级，历来备受统治阶级重视。这是因为高等教育培养的对象和功能与基础教育不一样，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国家和政府必须对其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教育对象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已经成年，有了一定的独立性，有了自己的判断标准和独立的思想。他们不仅接受思想教育，还在创造和传播新的思想。而且高等教育本身有创造新知识，传承新知识的功能。毫不夸张地说，高等教育部门，尤其是大学就是一座文化堡垒。对高等教育的管控，在我国古代就非常盛行，统治者不仅把官学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是民间教育机构统治者也想方设法地加以管控。宋代对书院的控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10]
在西方也是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产生于12世纪的欧洲。从13世纪后半期开始，欧洲就要求所有需要专门建立的大学以及以前根据习惯设立的大学都需要从合法的机构获得有效的认可，而具有认可效力的机构就是由教皇或皇帝决定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被认为有资格授予大学普遍的认可的权利。[11]可见当时西方统治者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虽然中世纪大学是相对自治的独立机构，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包括内部自治权、独立审判权、免除赋税及兵役权、学位授予权及到各地任教权、自由讲演、罢教及迁校权等，但是这些权利仍是经过不断地斗争，最终由教皇、国王、诸侯及城市当局授予的。[12]可见，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统治者手中，大学并没有完全摆脱统治者的控制。
随着大学的发展，大学在传播新思想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德国，文艺复兴运动是从大学开始的。[13]在反对宗教神学对大学的完全统治，引发和领导科学革命的人中不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和教授，如提出实验归纳的方法论的培根、创立经典力学理论的牛顿等。[14]我国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大学，正是大学里新思想的传播才加速了封建帝制的瓦解和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催生了新中国的诞生。因此，大学既是一个保守的地方又是一个激进的阵地。之所以保守是因为它牢牢地被旧统治所控制，之所以激进是因为大学经常是孕育新思想，催生革命的地方。因此，政府一直重视对大学的管理。
（二）政府需要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发展
